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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毛主席反映四川真情始末
[来源:本站 | 作者:于 克 书 | 日期:2009年6月21日 | 浏览5881 次] 【  】 

1962年春,在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鼓舞下,我匿名上书毛主席,反映四川农村的真实情况和省委工作中的问题。未曾想到,这一合乎党章党法之举,却成为引发一桩重大政治冤案的导火线。当时四川的主要领导人得知我上书的内容后,十分震怒,即组织力量追查。由此进一步追查到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和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等同志也曾通过各种渠道如实向中央反映四川问题的情况,八届十中全会后便将他们定性为“反党活动”实施打击报复,并使70多位敢讲真话对省委提出不同意见的干部,或只因与“萧李廖”有亲友关系的同志也受株连遭到整治,我当然在劫难逃,前后受难20年。这便是当年闻名全川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是事件亲历者之一。时间虽然已经过去40年了,但对这一沉痛历史教训却始终难忘。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鉴未来,现将我上书毛主席与“萧李廖反党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个简要回顾。

在这里,我要着重说明一点认识。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当年的大跃进、反右倾以及以后等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主要根源在中央的路线错了,但在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怀疑中央和毛主席。可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察觉到省委推行的政策问题大,所以比较集中地反映省委的问题。现在看来也不错,因为当年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有时走得更远。有些中央已经作出的某些政策调整,在四川也没能顺利贯彻执行。所以在以下的叙述中,主要是表达当年的实际认识过程。

上书毛主席反映四川问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要从1961年参加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团说起。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造成国民经济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尤其是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全国的大饥荒。为扭转困难局面,党中央和毛主席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纠正建设方针和实际工作中的某一些错误。113,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要求各地以贯彻《十二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解决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的“五风”(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和共产风)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随后,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3月,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征求意见,56月间制定了《六十条(修正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纠正一些过左政策。

根据党中央指示,重庆市委于1960年底抽调大批机关干部组成整风整社工作团,分别派到当时重庆所辖的巴县、綦江、长寿三个县开展整风整社,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我被派到巴县工作团任副团长,团长是萧泽宽;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长;廖伯康是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联系三个工作团。正是这一年,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省委继续实行“左”倾政策给农村造成的灾难,大家的看法也比较相同。

工作团到巴县后,我到“落后社”的铜贯驿区跳蹬公社蹲点,同时分管巴县长江以北地区的铜贯驿、白市驿、陈家桥、青木关等几个区的整风整社工作。回想解放初期,我们下乡,农民见到我们都是十分热情,积极反映情况。这次到了农村,社员却躲着我们,不招呼,不讲话,视同路人,明显感到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工作团到社队后最突出的感觉是,“五风”确实给农村造成了严重灾难。铜贯驿本来是个富饶地区,经济作物比较发达,是全国有名的柑桔生产地。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一平二调”,农民恐慌,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经济作物被毁,生产力遭到大破坏,造成生产、生活十分困难,社员饿饭,浮肿病人多。当时城镇居民、干部一个月粮食定量是19斤,社员口粮只有15斤。工作团实行三同,同社员一样到大食堂排队领饭,一天三顿稀饭。开始时,食堂工作人员叫工作队员优先打饭,工作队员再三让社员先领饭,但他们一定要工作队员先领。吃了一段时间,工作队员比社员饿得还凶。原来,大锅稀饭面上的稀,站在前面打的饭大都是清稀饭。后来,工作队员故意晚一点去打饭,可是晚去一点不是没饭了,就是打得少。工作队员白天下生产队访贫问苦,晚上回来汇报情况,写材料,不少队员也得了浮肿病,后来设法搞点米糠充饥。工作队员一个月返回铜贯驿区开会时还可吃一次肉,改善一下生活,而社员却天天吃稀饭,根本见不到油腥,菜也很少。食堂开饭时,家家户户拿着饭碗,带着生产工具领饭,听分配任务。如遇到下雨坡陡路滑,老人小孩经常摔倒,有的浮肿老人摔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不仅我蹲点的跳蹬公社如此,其它公社也是同样景象。我同工作团秘书朱芬芳(团市委宣传部干部)去到白市驿、青木关等地,沿途见到小孩饿得哭哭啼啼,妇女为保男劳力只有吃野菜、树根,野菜吃光了,吃白泥巴。有次我们在路上,亲眼看见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倒在路上怎么也爬不起来,我们去拉他们,只见他们嘴上吐白泡,把他们送回家后,不久双双死去。还有个父亲把饿死的女儿都吃了。

当时农村的惨状触目惊心,但工作团开始还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当时的社队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任务,确实干了不少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也有克扣群众口粮和多吃多占的问题。于是发动群众批斗社队干部,1961年就搞了三次大斗争、两次大逮捕。后来领导认为责任不完全在他们,主要是上面的政策逼出来的,所以又叫甄别放人。

从当时各个工作团汇报交流的情况看,巴县还是灾荒较轻的,重庆附近的涪陵地区和江北县饿死人的情况更严重,就是重庆所属的长寿县死人也是数以万计。用李止舟的话说是“惨不忍睹”,“天府之国变成地狱之域”。这些情况引起大家深思。1960年下半年后,有一些省已在纠正“左”的错误,安徽开始搞责任田的试点,农村形势和农民生活开始有所好转,而四川仍在死人。因此工作队员议论纷纷,认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执行中央一系列有关纠“左”的措施造成的。

例如,19594月,毛主席就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号召大家讲真话,纠正高指标,克服浮夸风。信中指出:“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可是四川的主要领导人却提出“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要“消极对待”,仍坚持高指标,继续搞强迫命令、瞎指挥。1960年,省委又提出了“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口号。如要求农作物栽得要整齐美观,插秧要在田里用绳子拉成方格,只能按格子插秧。本来社员饿饭劳力紧张,这样一亩田多用三、四个工。还有,要求田坎路边不能有草。一天,市委通知巴县,四川主要领导人要来重庆,要求机关干部、学生、老师和丢下农活的农民都到白市驿机场周围和马路两旁拔草,怕他看到路边有草挨批评。当时一位公社干部说,“这样搞社会主义,兔子尾巴长不了”。那时,一批按《党内通信》办事敢讲实话的干部被批斗撤职,其结果是层层说假话,搞浮夸,造成高征购,搞得大家挨饿。

再有,中央的《十二条》强调纠正“五风”,《六十条》更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养猪、自留地、农副业和科学种田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可是省委却强调四川情况特殊,迟迟不按中央的指示办。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一些:

一是关于生产队的规模。中央提出30户为宜,四川省委却规定不能少于50户,山区也不宜少于30户。而广大社员则要求平坝地区2030户,山区10户左右。这样宜于解决平调问题,而且便于组织生产,群众积极性也高,但省委就是不准。

二是迟迟不下放基本核算单位。19592月,中央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就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1961年毛主席又提出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且明确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可是四川一直强调“一大二公”,发展公有经济,坚持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直到1962年之后才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三是迟迟不解散公共食堂。当时公共食堂被称为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事实上群众根本不愿意办公共食堂,它既浪费粮食,又给社员生活造成很多不便。1960年后不少省陆续解散了公共食堂,而四川仍在强调积极办好。1961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群众听后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李井泉指示不准停办,他还要再看看,直到1961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停办公共食堂,四川才解散食堂。

四是关于养猪政策和自留地问题。1959年中央就指示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可是省委却通知不必再恢复自留地,后来准许划自留地,但不准划好地,并规定交足公家肥料后才能给自留地施肥。在养猪政策上,毛主席提出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而省委主要领导人则强调公养为主,说公养是共产主义性质,私养容易产生资本主义,不准下放到户,结果生猪产量大幅下降。

还有,省委主要领导人作风霸道也是出名的,四川干部都怕他。有次省委在潘家坪招待所召开三级干部会,这位领导人主持会议。他讲话历来声音很小,坐在大礼堂后边的人听不清楚。一位县委书记在后边站起来大声说,“后边听不见要求扩音器声音加大点”。他问“谁在后边吵吵嚷嚷?”工作人员告诉他后边听不清楚。他把手一摆说;“叫他出去,立即出去”。工作人员很快把那位县委书记“请”到会场外边去了。此后,会场“鸦雀无声”,再无人说听不清楚了。

在农村工作团时还遇到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就是周总理知道四川特别困难后准备调粮给四川救灾,却被省委主要领导人坚决拒绝了。

那些年,春季和秋冬交替时节,重庆气候适宜,这位主要领导人都要到重庆住一段时间。他到重庆,市委为他安排晚上业余生活。他的主要爱好是打桥牌。为此,市委要选干部陪李政委打牌,条件是:一要政治可靠;二要有一定水平。于是便选到团市委的罗广斌、刘文权和我,有时也找统战部的同志陪他打。团市委的人年青身体好,我和罗广斌去陪的时间多。每次陪他打牌都要打到深夜,他高兴时打到天亮。到了深夜,他要吃夜霄,他在屋里吃,我们在外面给一碗面。困难时期,有一碗面吃也不错了。

1961年,一次我从工作团到潘家坪招待所陪他打牌时,省委办公厅主任黄流走来对他说:“政委(当时对省委主要领导人一般称他为政委),省长在成都打来电话,请你接。”他挥挥手说:“你去接就是啦!”不一会儿,黄流返回对他说:“周总理听说四川粮食困难打电话到成都找政委商量,国务院准备从黑龙江调粮食给四川救急。省长接的电话。”这位领导人听完汇报,立即气愤地把牌往桌上一甩说:“我们的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为什么去压国务院呢?我们也是个小国务院嘛!能解决自己的困难。”当时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想周总理给四川调粮能救活多少人啊!为什么不要啊?但瞧着这位领导人的蛮横态度也不敢说话。到了下半夜,他打赢了几付牌,又说又笑。趁他开心时我说:“政委,农村确实需要粮食啊!周总理给粮食能救活多少人哪!”他听后不高兴地把手一摆说:“打牌,打牌,休谈政治。”我不敢再说。打到凌晨三时,他赢了,高兴地说“今天早收场吧!你们回去吧!”我们走到潘家坪招待所大门口要乘车时,看到这位领导人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我又跑回去对他说:“政委,接受总理给的粮食吧!下边确实需要粮食,饿死人啦!”他说:“去休息,休息吧!你们不懂,不懂!”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明知农村饿死人,可是却瞒上压下,见死不救!这是后来促使我上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正视现实,发扬民主,总结经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中央主要领导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在七千人大会精神鼓舞下,这一年我作了三件事,也就是一年后批判处理我的三条“罪状”:一是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期间对省、市委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二是在同志们的鼓励下匿名上书毛主席反映四川问题;三是与廖伯康一起向杨尚昆如实汇报四川农村工作中的问题。

在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期间的发言

19622月底,市委召开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听了传达后深受鼓舞,发言十分踊跃。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省委领导是否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萧泽宽参加了七千人大会,据他说,省委主要领导人在会上作检讨时流了泪,但具体内容并不多,使很多同志不满意。在小组讨论中,大都联系重庆和四川的实际,对省、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了许多意见,尤其是对省委主要领导人提的意见比较集中。市委委员、副市长邓垦在会上公开批评省委反了几年右,犯了几年“左”。所以后来邓垦也是被批判的重点。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和我所参加的党群小组,许多同志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对农村实际情况比较了解,对省委不执行中央指示坚持“左”倾错误提了不少意见。在这种民主气氛中,我发言很积极,主要提了以下几方面的意见:

第一,是对“大跃进”以来全省农村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究竟几开的估计问题。我说,几年来从工业上看说成绩是主要的没问题,若从农业上看说成绩是主要的讲不过去。党中央对全国成绩与缺点的估计是三七开,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可是从四川农业减产原因看,我认为天灾与人祸同等重要,若按人定胜天的道理讲,即使有天灾如果政策好也可减少损失,所以人祸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我特别举了一些社队的例子说明粮食减产、生猪下降的情况,特别是饿死人完全是“左”的政策造成的。谈到饿死人问题时,我很激动,引起了与会同志共鸣。

第二,是省委的主要问题是“左”还是右的问题?我说,四川的主要问题是“左”,对中央纠“左”的措施执行不力,转得慢,并以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为由拒绝纠“左”,对提不同意见的同志则批判为右倾。这一方面,我举了不少例子,例如:毛主席写的《党内通信》省委就没按规定原原本本传达到生产队,仍搞高估产,高征购;对中央制定的《十二条》和《六十条》,也以四川情况特殊没认真贯彻执行,结果加重了四川的困难。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也提了不少意见。

第三,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甄别工作的意见。我说,中央要求对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干部要甄别,可是四川的甄别工作不甘脆、不彻底。最突出的反映在对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和重钢党委书记安以文的甄别问题上。他们俩是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反右倾斗争中亲自定的全省农业和工业战线上两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实际上他们的意见和做法符合中央的精神,是正确的,本应该甄别平反,可是省委对他们的甄别都留了尾巴。这个问题也是当时与会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

第四,是说几年来敢讲真话的干部挨整受批判,说假话的人受重用,造成从省到公社都有一批说假话的人得势。当时我说,高指标、浮夸风、强迫命令搞得层层说假话,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毛主席。现在看,当然问题还是出在中央,庐山会议上彭老总说了真话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所以说假话风行一时完全是上面压出来的。

以上这些发言,后来便成为我们“攻击省委”、“反党”的罪状。

匿名上书毛主席反映四川问题

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后不久,廖伯康同团市委几位副书记王竹、刘文权、赵济和我座谈七千人大会精神。议论中,大家都认为四川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不力,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农村问题依然严重。同时提出不知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不了解四川的问题?当时毛主席正在强调实事求是,号召党员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并且说,即使不作勇敢分子,不敢署真名真姓,作个半勇敢分子,写个匿名信也好。因此大家主张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四川的问题,尽快改变四川的局面。由谁写呢?王竹说,老于参加了农村工作团,了解情况,最好由老于写。大家都赞成王竹的意见,让我直接上书毛主席反映四川的问题。

这次议论后,我犹豫了半个月没有动笔。因为四川干部都知道省委主要领导人容不得不同意见,整人厉害。同时还考虑到,向毛主席反映问题即使一时不被发现,但共产党的“运动”多,每次运动都号召党员对党要忠诚,而我心中有事又装不住,很难不暴露。特别是想到在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中,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而结果是提了意见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后来,王竹、刘文权一再催问我是否写了信?特别是王竹说:“向中央写信是向党反映情况,还怕杀头吗?”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也想通了,既然毛主席提倡要有“五不怕”精神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我相信这是真诚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哪能对群众死活无动于衷!于是下决心上书毛主席反映四川的问题。

起草上书稿时,为了怕否定成绩把四川说得一团漆黑,所以首先还是肯定说大跃进以来四川和全国一样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是主要的。其次才写到几年来四川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粮食严重减产,牲畜死亡多,浮肿病人多,饿死人多。接着,便反映了四川粮食大减产原因。我说除有天灾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关键是省委没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认真纠“左”。这方面的具体内容与我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的发言基本相同。同时我也反映了省委主要领导人不民主,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动辄批判撤职。最后写道,我反映的情况仅是个人认识,很可能有出入,建议中央派干部来四川检查工作。

这封上书还是没敢署真名,落款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被讹传为是“几个半勇敢分子”写的。起草时为严格保密,包括团市委几位副书记在内我没同任何人商量,时机选在机关干部大部分下基层期间。草拟信稿时,我在办公桌上放张报纸,有人进来就慌忙将报纸盖上;或者把抽屉拉开半截,有人进来赶紧将稿子放进抽屉用胸部挡住。初稿写成后,我请朱芬芳帮我作了文字整理。为了防止追查笔迹,团市委恰巧有个哑吧打字员,人品好,不会说话,不会外传,便让他打印了稿子和信封,并示意他保密。为了不暴露寄信的地址,又请民主青联去北京开会的同志路过武汉时邮寄。为防止省委主要领导人发现这封上书,可谓煞费苦心,但后来还是被他抓到了。

向杨尚昆直接汇报四川的问题。

19626月,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我同廖伯康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分组讨论各地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时,廖伯康基本没有发言,我发言反映了四川没有认真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和农业《六十条》的问题,讲了不少具体情况。后来知道,会议期间,胡耀邦同志曾亲自向廖伯康作了调查,了解四川情况。团中央将廖伯康的汇报和我的发言写了简报,同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说,重庆的同志正在农村蹲点,谈了不少情况。杨尚昆要团中央找几个熟悉农村情况的同志当面谈。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也是四川人,解放初在团市委工作过,了解四川情况,对四川农村的严峻形势同样担忧。遂由曾德林带领廖伯康和我到中南海向杨尚昆直接汇报。在这个小会上,主要由廖伯康汇报,我作补充,谈了一个下午。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四川农村饿死人和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问题。我们汇报时,杨尚昆同志不时提问。我对这次汇报的印象是,中央了解四川情况,也很重视解决四川的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向杨尚昆汇报后,杨尚昆即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在邓小平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派一批在京工作的司局级川籍干部以回乡探亲名义到四川调查,原川东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解放初在重庆工作过的邓照明就是其中的一位。另外,中央办公厅又派萧风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到四川调查。当年我并不知道他们来川调查,他们也未找我了解情况。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向邓照明和萧风详细反映了四川农村的严重情况和省委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领导思想和作风问题。这当然触及了要害,因此萧、李、廖后来很自然成为被打击报复的重点。

我给毛主席的匿名上书尽管严格保密,但最终还是被省委主要领导人得到了。他便组织力量侦破,并由此查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向中央反映四川问题的全部情况,我们的厄运便不可避免。但党员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并不犯法违纪,总不能以此为依据定案处理。要打击报复还要等待机会,找到适当理由。

196289月间,中央先后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多次讲话。他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扩大化错误,以及提出的一些合乎实际的正确意见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这样,这位省委主要领导人便把重庆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同毛主席这时要批判的倾向挂起钩来,整萧李廖也有了正当理由。

19634月下旬至5月上旬,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根据省委提出的阶级原则、党的原则、社会主义原则,即“三个原则”检查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的发言,澄清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要求大家“洗澡”、“下楼”。实际上是根据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旨意,重点批判萧泽宽、邓垦、李止舟和廖伯康,以及有关的一些人。

市委召开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时,我正在成都参加省团代会。省团代会结束离开成都时,去向团省委书记李培根辞行时他对我打招呼说:“你们重庆市委正在开全委扩大会,解决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事情,清理有些人对党的不满言论,你回去要听取意见,有错就检查,改了就好。”我听李培根这么说,很敏感地立即想到是不是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暴露了。但又自我宽慰:我是响应毛主席“五不怕”的号召如实反映情况,何必担心。

51,我回到重庆就去问廖伯康: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是怎么回事?廖伯康说,他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这次会议火力很猛,追查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并说我们以后少接触。我问他,我参加不参加会议?老廖说,廖苏华(时任市委常委、市监委书记)是党群小组组长,可先向她报个到,看她怎么说。当晚,我到廖苏华家向她报到,并请示她我怎么办?廖大姐和蔼地说,“你回来了好,大家还在等你哪!咱们去年在十八次扩大会上的有些发言是错误的,要批判,你准备一下发言吧!”又说“你是小青年,不要紧张,说了错话就检讨,我在会上也作了检讨。”

第二天我参加了党群小组的会,听了一天发言,看了会议简报。与会者几乎都作了检讨,当然重点是揭批萧、李、廖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当时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会议重点,因为重点人物历来难过关。于是我边听别人发言边考虑自己怎么发言。当天晚上,我无法入睡,翻来覆去地想:我只不过积极响应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号召,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才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对省委提了意见,当时市委领导也是肯定的。为什么不到一年,形势开始有所好转,怎么又提出“三个原则”把七千人大会精神推翻了?我们按党中央指示精神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为什么现在又就要我们检讨?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觉得委屈。可是面对威严的组织,想不通也得服从,不容申辩,只能检讨。否则,“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57,我在小组会上按照省委提出的“三个原则”作检讨,承认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期间的发言有不少错误。自己归纳了五个问题,每个问题都上纲上线,戴了五顶帽子:一是攻击和否定省、市委在农村工作中的成绩,只看到粮食减产、牲畜死亡和死人较多情况,夸大工作中的缺点,犯了认识片面性的错误;二是没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将粮食减产、人员和牲畜死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是省委末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造成的;三是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讲话,认为省委不纠“左”却一直反右,一年之中搞了三次阶级斗争,两次大逮捕;四是攻击省委对邓自力、安以文的甄别工作不彻底,参与了“翻案风”;五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态度,反对省委传达中央指示时坚持的保密原则,埋怨省委没原原本本传达中央文件

以上五个问题基本上是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党群小组的共同看法,有的观点是我的,有的是别人的意见我赞成。检查时,不论是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讲的,我都作了检查,但没有讲匿名上书毛主席一事。

我检查之后主持党群小组会的廖大姐说,于克书的检查与他在十八次扩大会讲的差不多,还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言。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的夫人、市妇联主任华逸说,于克书竹筒倒豆子检查得好。但还是有人提出,于克书对省委意见特别大,十八次全委会上你们几个人说得最多,为什么对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有那么大的气?气是从哪里来的?有的提出,萧泽宽和我在工作团时主张红苕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这一条成立,我们又多了一条刮“单干风”的罪名。所以我向市委郑重说明,1961年上半年天旱粮食欠收,完成征购后社员口粮无着,栽红苕时恰好下了一埸雨,社员为了抢口粮保命,有的生产队采取了分户包种红苕的办法,调动了社员积极性,但那不是工作团的主张。工作团发现时,红苕已经种下去了再纠正损失更大。这个问题大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后来也没有再深究。

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最后一天,市委书记辛易之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委会,吸收有关人员参加,主要是市委委员作检讨。萧泽宽和李止舟在会上作了检讨,没让过关。邓垦检讨时态度最不好。他说,我没有错,没有违反纪律。接着,辛易之号召与会同志自由发言,可以谈自己的问题,也可以揭发别人。同时两眼盯着我,示意让我发言。大家静默很久,无人发言。这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心想在小组会上已违心检讨了,在全委会上我还没有资格检讨,也没有可揭发的问题。这时市委书记鲁大东针对我发言说:“有的人我们是等待他,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讲,争取主动,被动就不好了。像于克书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是最积极的一个,会内会外四处活动,动员别人给省委提意见,为什么今天不积极了呢?。”听了鲁大东的话,我还是没有开腔。会议结束时辛易之说,今天有些同志“下了楼”,有的下的不好,希望有错误的同志勇敢承认错误,回原单位继续“下楼”,把自己的问题抖干净。实际上是点我的匿名信问题,只不过没公开说出来。

二十次全委扩大会结束后,萧、李、廖分别回到组织部、办公厅和团市委机关接受批斗,团市委则成了这次运动的重点单位。因为萧泽宽分管团的工作,李止舟解放初是青年团市工委书记,廖伯康这时还兼任团市委书记。此外,副书记中,王竹则是个铮铮铁骨敢说敢为的人,是市委定的“下楼”的重点,赵济是李止舟的夫人。因此,市委仍要我负责组织机关中层以上干部“洗澡”、“下楼”,揭批廖伯康,肃清萧、李、廖的影响。那时我以为自己可能过关了,可是内心仍惴惴不安。

不久市委通知我开会,我走进市委常委会议室气氛却不比往常。几位书记:任白戈、李唐彬、鲁大东、辛易之,还有已调到组织部和办公厅主持工作的丁长河、王若等严肃地坐在那里,不像平时见我都叫我小青年。以往列席市委常委会我都是坐在会议室二排座位上,这天进去辛易之指定我坐在门口的一个空位子上。我刚坐下,辛易之就问,于克书,你自己的问题抖干净没有?我一时紧张得全身大汗,连忙拿出手帕擦汗,大约有一、二分钟不知如何回答。辛易之接着说,给中央写信的事是你干的就痛快谈出来。任白戈插话说,年青人嘛,竹筒倒豆子痛快点,市委是怎么对待你的,你还不清楚吗!辛易之说,怎么不清楚,这次团市委的“下楼”还是他负责的!这时我才明白,匿名上书毛主席一事不便公开批判,现在已公开点明了,我也立即承认信是我写的。辛易之问,你文化不高自己写不出来吧?我说,十八次扩大会后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几个人议论过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但没有具体讨论写什么内容,是我自己关门写的。鲁大东说,好吧,那你就把事情的原委,谁策划的,向市委做个交待。会后,我便将上书毛主席的内容、过程以及向杨尚昆汇报四川问题的情况如实向市委写了交待,并按市委定的调子承认没有向市委报告就给毛主席写信是党性不纯、与市委不是一条心的表现。至此,匿名上书毛主席事件终于告破,市委可以向李政委交待了。

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确定的重点人物经反复批斗后,先后受到处理。萧泽宽和邓垦被派到农村四清工作团,名义是副团长,实际是挂起来靠边站,免除了领导职务;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井口砖瓦厂任副厂长;廖伯康给予了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建筑工地劳动。团市委也被改组,除保留一位副书记外,王竹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降两级,下放水运公司任副经理;我和赵济降职下放,她任重棉一厂副厂长,我到长寿县任副县长。我被降职下放明显是一种处分,但又没有正式处分决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从市监委抄出一份《关于对于克书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草稿)》。这个《处分决定(草稿)》上列举了我的主要错误是:一、在市委十八次扩大会上,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否定成绩,攻击省、市领导;二、匿名向毛主席写信,攻击省委领导。市委常委、监委书记廖苏华在这个《处分决定(草稿)》上批示:“这个决定写的内容都是本人在会上说的,在会上说的写到处分决定上,以后哪个还敢在会上说话。”看来,这位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廖大姐坚持原则的批示起了作用,我的所谓错误实在不便拿到桌面上。所以虽然将我降职处理了,但又没有正式处分决定,工资待遇也没变。

受到处理后,我内心始终未服。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对党对人民事业负责,在党的会议提出意见,向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情况,错在何处?党章明确规定共产党员“有权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并有权越级直至向党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因此,不论后来把我发落到何处,我都坦然面对。“文革”前参加“四清”运动,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后调到重庆氮肥厂,我又同全厂职工一道,用不到一年时间,把一个长期亏损企业扭亏为盈。后又调到重钢五厂,同样情绪饱满地工作,同干部、工人一道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总之,是忠实执行任务,坦坦荡荡做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一再要求市委对我的问题要有个正式结论。直到198212月市委终于做出了《关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平反决定》,19837月下发了《关于对于克书同志平反的决定》。受处理二十年后总算讨回了历史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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