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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重色愈浓——王恩茂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历
[来源:本站 | 作者:原创 | 日期:2009年6月21日 | 浏览9760 次] 【  】 

口述者:牛其益

采写者: 陈伍国

地点:口述者家中

时间:2004年9月14日、124

【采访前记】王恩茂将军是一位15岁就参加革命的战将,戎马生涯达20余载,主持新疆地方党政工作20余年。出生入死,为创立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曾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财政委员会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运筹帷幄,为新疆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殚精竭虑,是新疆解放事业的指挥者,新疆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新疆屯垦戍边事业的开拓者,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奠基者。

我先后于2004年9月14日、12月4日两次来到位于乌鲁木齐市团结路的新疆自治区高干院的一幢别致的苏式小楼,与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牛其益老人家里,对有关王恩茂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境遇进行了倾心畅谈。

 

   

1966年5月4日至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见《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3页)

5月21日,《新疆日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首次提出在新疆揪斗“三条黑线”的主张,也就是"和全国共同的资产阶级黑线""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黑线""地方民族主义的黑线"

5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按照中央通知精神,对混进新疆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认真的清查、揭露和批判。后来逐渐演变为揪斗所谓“文艺黑线”、“地方民族主义黑线”和“里通外国黑线”。尤其是在5月27日到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新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15日,“《新疆日报》发表经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审查批准的署名‘文先锋’的文章,说《新疆文学》杂志是‘牛鬼蛇神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并把《远方星火》、《阿凡提的故事》等一批文学作品当作毒草进行批判,主要是批判刘肖芜(时任新疆文联党组书记)、铁依蒲江、王玉胡、克里木·霍加、王谷林等知名作家、诗人和新疆文联领导人,把他们定为新疆文联的‘反党黑帮’。8月8日,《新疆日报》公布了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的把新疆文联党组书记刘肖芜定为‘反党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并派工作组进驻文联”,(见《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5——1991·12)

【下册】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4页)同时,并把已经到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包尔汉诬蔑为"新疆三条黑线的总根子。"这次会议是新疆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动员会,从此拉开了新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于是,乌鲁木齐地区的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横扫牛鬼蛇神,揪斗“走资派”。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见《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5页)接着,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连续检阅几百万红卫兵。自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狂潮就像决堤的洪水,淹没了整个中华大地。由此,这是导致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狂潮的兴起和新疆大动乱的开始。

在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的煽动下,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连、横冲直撞,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同时红卫兵向偏远、闭塞的新疆蜂拥而来。从此以后,乌鲁木齐市就非常乱了。

8月8日,《新疆日报》公布了新疆自治区党委关于刘萧芜为“反党分子”的决定。同时动员深挖"三条黑线",使新疆文艺界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科技界的一些专家和一大批大中学校教师、校长和文化、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受到迫害和打击。

从8月25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共400余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由于"九·三"事件的发生,会议在9月4日休会,11月3日又复会。由于不断遭到造反派的冲击,会议时开时停,12月23日实在没有办法,就被迫终止。在这期间,王恩茂除了主持会议外,还要抽出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接见红卫兵代表。

8月下旬,北京串联来新疆的红卫兵要求王恩茂书记接见。

王恩茂书记到了现场,清华大学、北京第36中学、还有北京航空学院的几十个红卫兵代表。第一次接触红卫兵组织,学生代表态度非常蛮横。王恩茂一天有时要接见三次,甚至整个晚上都在接见。

8月底,新疆和北京来疆串连造反的红卫兵、学生共1000多人,高呼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高唱着"造反有理"等毛主席语录歌,坐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的地上等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的接见。

当时王恩茂不了解学生的真正意图和情况,没有出去接见,而是派了几个工作人员出去劝说。学生不满意,坚决要求王恩茂书记亲自出去接见,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在要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静坐学生开始冲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党委机关大院闹事。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宣布静坐绝食,拒绝送来的各种食物。这就是把主要矛头指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而震动新疆的"九三事件"

 "文革"开始后不久,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就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唆使清华大学“井岗山”、“新北大”和“北航红旗”等首都的红卫兵组织,来到新疆煽风点火,鼓动造反。这些组织中的潘正如等人,到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不满地说:"唉呀!新疆连时间都和北京不一样,真是独立王国。新疆是'一潭死水',要首先发动群众炮轰自治区党委,火烧王恩茂!"

于是,在北京红卫兵组织的煽动下,“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部分学生以“文尖兵”的名义于8月31日上午,分别在新疆自治区党委机关院内、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检阅台墙上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俱乐部外面上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首揭区党委’的内容相同的大字报,诬蔑自治区党委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见《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新疆人民出版社 第5——6页)同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说“自治区党委的同志热烈欢迎大家贴大字报批评自治区党委、批评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王恩茂并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欢迎大家批评,欢迎大家贴大字报”。

第二天,来新疆串联的清华大学、北京36中的红卫兵也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贴出“炮轰司令部——区党委""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区党委、衡量王恩茂”、“火烧王恩茂”等巨幅标语的口号。

9月1日,王恩茂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贴出一张大字报,表示欢迎革命群众揭发新疆自治区党委和自己存在的问题。次日,乌鲁木齐召开有5万名各族群众参加的“庆祝毛主席再次接见串连的部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当时王恩茂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大会上讲话。3日,部分串连来新疆的清华大学、北京36中及新疆大学、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学院、第8中学等学校的红卫兵和学生,以报纸发表王恩茂书记在9月2日的讲话底稿与《新疆日报》发表的讲话搞有出入,说原稿上没有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借口,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交出王恩茂书记的讲话底稿和录音供他们批判。

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于9月4日凌晨,由新疆大学中文系学生带头,组织1000多人冲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随后又冲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同时他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干部宿舍搜寻不到的情况下,封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大门、查封机关办公室,企图造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瘫痪,并宣布静坐绝食。与此同时,为扩大事态,他们发通电、散发传单,并两次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向中央诬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诬蔑王恩茂的讲话是“反革命黑报告”,9月2日的大会是黑会。同一天,从北京到新疆的少数红卫兵在个别坏分子的煽动下,殴打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担任执勤任务的警卫部队干部战士,酿成了震惊全疆的“九·三事件”。

从此,静坐、绝食、揪斗、罢官之风,开始在新疆一些地区蔓延。

9月5日凌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学生们强烈要求王恩茂接见,如果不接见,绝食就会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一致建议王恩茂出面接见学生。王恩茂最后也同意了这个意见。

在接见之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大院里布置了一个接见场所,距离绝食学生大约有10米左右。

9月5日傍晚,一身戎装的王恩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他党政军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自治区党委大院,登上临时搭建的台子,与绝食的学生见面讲话,学生们仍然躺在地上。王恩茂的讲话非常诚恳,他一再向绝食的学生表示问候。但由于他是江西人,普通话不标准,学生们听不清楚,没有多一会,学生们就不让王恩茂讲话,要给王恩茂戴高帽子。王恩茂见讲不下去,只好草草结束,接见不欢而散。王恩茂和新疆其他领导就走了。后经反复劝说,学生们才开始复食。但事态并未平息,继续利用大辩论,煽动群众造反。

绝食人员的行为遭到一部分希望维护社会稳定的领导干部的不满,以“区党委干部”的名义写了《他们要干什么?》一文,其观点得到了另一派红卫兵和群众的支持,于是不同观点的两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展开大辩论,由于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领导是坚强的,在各族群众享有很高的威信,广大群众极力反对这种提法和做法。成千上万的学生、干部、工人、教师和农民涌向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参加辩论,辩论有时每天持续8——9小时之久。群众性的大辩论一直辩到9月12日,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上每天都有辩论会,有时竟达数万人之多。

9月7日,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后,王恩茂主动承担了“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责任,但辩论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一直到9月12日以后,大辩论的势头和规模才逐渐减弱。

初期,新疆区党委对外省市来串联的红卫兵坚决反对。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就决定派专人赶到吐鲁番、哈密火车站劝阻到新疆来串联的学生,说服他们返回原地闹革命。但

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势凶猛,根本无法劝阻外地来新疆串联的学生。后来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指示,新疆军区派出19名干部,以军报记者的身份,大力宣传16条。为了缓解情况,掌握动向,并组织少数团以上干部穿上便衣到乌鲁木齐市广场看大字报,听两派群众组织的辩论。这一事件对新疆"文革"带来很深的影响。从此"炮打""火烧""砸烂"之风很快蔓延到新疆各地和各单位。

就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四旧"的借口下,一批又一批新疆各级领导干部被揪出来批判、打倒或游街,相继都靠边站了。

在“九.三事件”期间,王恩茂书记和赛福鼎(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等由于担任新疆军区的职务,并在新疆军区有办公室,所以都相继搬到新疆军区机关办公。9月6日,为确保党委工作的正常运转,把全部档案、机要处、秘书处等都搬到新疆军区在1965年新修好的办公楼地下室。当时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张希钦、副政委左齐都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也经常参与研究地方"文革"问题,陪同王恩茂接见红卫兵。

1966年9月9日,在全国形势发展的影响下,乌鲁木齐市的一些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也迅速行动起来,模仿北京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乌鲁木齐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筹委会”(后改为红一司),陆学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候补书记)、何家产(新疆军区参谋长)出席会议。这就是当时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的统一组织。10月又串联在一起成立了"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后来称"红二司")。新疆军区指定乌鲁木齐南门体育馆作为红卫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并为他们配发了自行车、电话机和其他办公用品。同时还雨后春笋般成立了"造反兵团""主沉浮"等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一些机关、团体和厂矿企业也纷纷紧跟着组织起各种各样的"战斗队",戴上"红卫兵"袖章,发表声明,散发传单。

在外地红卫兵大量涌入新疆的同时,新疆的红卫兵也开始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尤其是许多红卫兵到北京后,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听了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性讲话,新疆的红卫兵运动也就如火如荼,并且对“打武”、“打王”一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尖锐的分歧。

在夏秋之交的10月27日,一批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北京等地的一些大串联红卫兵的帮助下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总部——"新疆红卫兵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称新疆"红二司")。总部成立时,铁木尔·达瓦买提、何家产参加成立大会。其后他们也要有办公地点和办公用品。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革办公室设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厦,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讨论决定把天山大厦的两间房子作为“红二司”的办公室,还安装了电话和配备了自行车,同时指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印刷厂专门印传单。“红二司”的成立标志着意见分歧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正式对峙。后来,在运动发展中又出现了"红三司"等组织。随着红卫兵组织的相继成立,新疆红卫兵组织也逐渐出现了相互对峙的局面。尤其是"红一司""红二司"都各有自己的革命目标、指导思想和组织系统。

后来,新疆红二司、新工总、新农总并称“三新”,另一派包括红一司和观点相同的工人、农民群众组织并称“三促”。

9月17日,乌鲁木齐地区5万名各族群众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又一次接见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吕剑人、武光、祁果、林渤民、郭鹏、张希钦、左齐、张仲瀚、伊敏诺夫、田仲等出席大会。王恩茂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以大会的名义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发了致敬电。

当时王恩茂被说成是新疆头号的"走资派",是镇压群众的元凶。吕剑人(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武光(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包尔汉、祁果(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仲瀚(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陆学斌(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买买提明.伊敏诺夫(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被说成是大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阴谋家、野心家。

9月23日,王恩茂在接见红卫兵时说:“笼统地讲炮打司令部,不分是什么司令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都是炮打,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不能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对我们党没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了,就把党看成是一团漆黑了,就认为这个党组织不好,那个党组织也不好了,这个领导人是走资派,那个人也是走资派了。我们的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无产阶级是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国家的,我国绝大多数领导权还是在无产阶级手里,对此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关于"九·三"冲击自治区党委、绝食、打人,我不能同意"九·三"事件是革命事件。”

当时,虽然新疆建设遭到巨大的损失,但王恩茂仍然尽自己所能,狠抓对农业和工业的建设。新疆重点水利建设工程——头屯河水库工程提前于9月26日导流合拢。清河总干渠、喀什河东岸大渠水利枢纽工程竣工放水。29日,新疆八一钢铁厂东方红一号高炉正式建成投产。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如期举行。会议公开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

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犹如脱僵的野马。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扫除障碍,贯彻"16条",进一步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负责同志外,还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刘少奇等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也都作了检查。新疆参加会议的领导王恩茂、赛福鼎和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也同样在会上作了检查。会议上的发言都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由各地领导带回去学习和传达。

王恩茂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回到新疆后,还没有传达会议精神,新疆的红卫兵组织就开始凶猛地批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派",被派往各学校的工作组撤销了,所有学校和单位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

10月5日,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接着,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国各地。从此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高潮。

11月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本地和外地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会上,王恩茂做了检查,诚恳地要求大家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开好“三干会”。谁知,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持批判态度的一派群众组织指责:王恩茂的讲话“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了“保守派立场上说话”,导致两派立即争吵起来,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从此,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更加尖锐化、情绪化。

11月3日至12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如期举行,主要传达中央10月工作会议精神,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犯的所谓“方向性、路线性”严重错误。会上,迫于当时的形势,王恩茂作了检查,检讨“文化大革命”以来存在的问题。但却被一些群众斥责为“根本没有触及灵魂”,连“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都不承认。由于会议期间各群众组织纠纷不断,会议受到严重影响。

后来,红卫兵冲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会场的行经十分激烈。11月中旬后,已发展到成批红卫兵冲击会场,他们到会场任意揪斗新疆各厅局和地州的干部,经常有会议代表被红卫兵殴打。红卫兵一方面攻击新疆三级干部会议是"和稀泥""搞折衷",一方面要求参加三级干部会议。而王恩茂书记却耐心地对红卫兵说:"党中央、毛主席已有指示,红卫兵应支持自治区党委开'三干会',贯彻好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三干会'是党的会,红卫兵

不能参加这个会。"

11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经过讨论协商,决定正式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18人组成。王恩茂任组长,赛福鼎·艾则孜、武光、林渤民、陆学斌、左齐、裴周玉任副组长”(见《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5——1991·12)下册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9页),“15日,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于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停留。当天深夜,康生接见了新疆‘红二司’的代表,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煽动他们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康生单独接见一派群众组织的做法,加剧了新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同上,第9页)

12月8日下午,王恩茂在新疆第一建筑公司会计室接见外地红卫兵(刚开始100人,后来300人),在场的当时还有乌鲁木齐市副书记阿木冬·尼牙孜和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为首者是北京轻工学院一个叫王启明的。在接见过程中,王启明等卡住阿木冬·尼牙孜的脖子罚跪。

王恩茂非常气愤地说:"你们这样抓人不对,尤其这样对待民族干部更不对!"

阿木冬·尼牙孜生气地说:"17年来未见过汉族同志这样对待我们少数民族干部,这样侮辱我们!"

谁知王启明却说:"这都是王恩茂挑起的!"

王恩茂不解地说:"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党的民族政策的,是有损民族团结的,是不对的!"

9日零时左右,王启明才宣布休会吃饭。当王恩茂退出会场时,全场又起哄,10余人追过来要打王恩茂,却被好心的工人给挡住了。于是他们就打工人,并说是王恩茂有意挑动工人学生。

当天下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就亲自向中央军委叶剑英办公室汇报了以上情况。当时由于王恩茂不停地接见红卫兵,就已经出现了头昏、眼脸浮肿,精神不振,谈话时两手发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血压增高到160/120,心率增快到88/分,部分神经反射呈亢进,急需休息治疗。

12月19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几千名学生、职工,以要求批判兵团主要负责人为名,冲击正在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的会址——昆仑宾馆,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要人,(要求揪斗正在宾馆开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经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多方做工作,都不能说服学生、工人,并于当晚10时起宣布绝食。事件发生后,为了支持静坐、绝食活动,一些人蓄意制造了停水、停电、停交通事件,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注意。

12月22日,王恩茂语重心长地说:"这个会(指三干会)在八楼开不下去了,有的同志要作检讨,需要打通思想,把文革搞得更好。"

当时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就提出把三级干部会议迁至巴音沟去开。他给骑一师副师长吴英打电话说:"乌鲁木齐市情况紧张,你们准备两个营和部分车辆向市区方向机动。"后来,新疆军区群众组织诬蔑这次行动是"兵变",一直到1969年的新疆军区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还在追查、批判。

这时,武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报告学生绝食情况。就在12月23日,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慰问,要求绝食者立即复食,并让王恩茂于24日上午与静坐、绝食的学生、工人代表到北京解决问题,事态才得到平息。但从此以后,静坐、绝食事件多次发生,新疆的局势开始失去控制,新疆各单位领导机构都处在半瘫痪的状态。

第二天早晨临上飞机前,王恩茂让田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把一张写有:"三干会转移会场,继续开会,区党委的日常工作暂由你主持。"的纸条交给武光。当时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熊晃正在北京开会,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丁盛(原陆军54军军长,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1965年11月起】,兼任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1968年2月调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比王恩茂书记先到北京。周恩来总理的意思是让王恩茂向他和中央军委领导当面汇报新疆的"文革"情况,好研究和确定下一步的工作。

12月24日,新疆军区大批领导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乘飞机到北京,是在新疆"文革"形势日趋恶化和失去控制的背景下成行的。当时,新疆的领导并不完全领会意图,现在回想起来,周总理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让自治区主要领导退避三舍,在关键的时刻再回新疆,以便更好地肩负起领导责任,掌握领导新疆的主动权,客观上是保护自治区领导。

12月31日,根据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的精神,新疆派出的农村和城市社教工作团、队撤销,使农村城市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中央的“两个10条”的指示进行。由此,“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顿时席卷广大的农村和工厂。此后,乌鲁木齐影响较大的“红色工人总司令部”、“工人联合战斗团”等组织,与学校的“红一司”及农民群众观点相同的派别联合,逐渐形成了后来的“三促”(工促会、农促会、红促会),与之观点对立的工人、农民群众组织则同“红二司”联合,形成了后来的“三新”(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二司)。“三促”与“三新”便成为了当时新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由此导致了不断的纷争。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夺权之风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也波及到了消息闭塞的新疆。于是,新疆"文革"的形势也随着急剧恶化。

1月19日,乌鲁木齐地区的“新疆革命职工第一造反司令部”、“兵团革命造反司令部”等27个群众组织4万多名群众,聚集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誓师大会”。来自各派组织的代表都表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旗帜下,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向自治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实质上这是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全面夺权的一个信号。同时,联合在《新疆日报》上发表《紧急呼吁》和《紧急通知》,呼吁要“把一切权力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一个个夺过来”。“呼吁书”肆无忌惮地叫嚣:“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夺吧,是时候了!”

1月25日,"新疆革命职工造反总司令部"(新工总)、"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等27个群众组织,组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夺权指挥部”,于下午7时起就正式接管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以及乌鲁木齐市委、乌鲁木齐市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等的一切权力。

同时,由刘鸿科主持,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夺权胜利大会”的横幅悬挂在主席台上,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

当晚,由杨学海主持,召开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宣布了夺权的性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夺权总指挥部监督下工作。之后夺指常委向中央报了一个有7名领导干部参加夺指的名单,其余大部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干部统统靠边站。接着,在"夺权临时指挥部"的指挥下,新疆各单位、各地区、部分县市,也先后夺了权。在这之前的1月19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机关的一派群众组织也夺了兵团的权。

夺权之后,大规模地残害各级领导干部,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实行打、砸、抢。大批干部群众被戴上高帽子,抹成黑脸,挂上"黑帮""牛鬼蛇神""走资派""保皇派"等一类牌子,游街示众。新疆各级党政机关普遍瘫痪,社会秩序大乱。

1月28日,叶剑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新疆军区党委致电:“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8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和善解释”。

2月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有些问题处理得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尽快解决”。于是,在2月7、8日,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解决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问题的会议。

2月7日和8日,周恩来总理、叶剑英、聂荣臻两次接见王恩茂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一行。

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新疆问题,昨天晚上我报告主席,三分三解,军区、兵团、地方公开解决。最复杂的是兵团,又是兵又是民,又是边疆,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单位,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兵团,是保卫边疆、武装起来的生产兵团。”

"新疆武器很多,更要谨慎。三个矛盾,主要矛盾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解决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关键又在新疆军区。首先要把军区稳住,然后再去支持兵团,支持自治区。新疆军区最主要的是防止急躁,防止扩大化,一旦扩大化,就会误伤群众,孤立自己。现在事态发展很清楚,反动分子暴露更多了。新疆军区可以出动部队。我们想将陈实(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参谋长)等一些人调来,你们即可回去。对此,搞他个措手不及。徐国贤要求逮捕几个人,同意逮捕,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文革'的范围,违犯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今晚起草一个电报,把陈实、刘一村(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王慎(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法部部长兼兵团公安局局长)、陶晋初(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还有新疆军区的同志调来。调新疆军区的两位同志来,我不反对。但必须考虑分两步走,分两个梯队回去。新疆军区机关的问题,不能拖得太长,一两个回合就可以了,一个星期能解决问题吧?"

叶剑英接着说:“八条最主要的是稳住。恢复军区机关的工作秩序。但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强化军区机关。组织上可以进行调解,凡是暴露出来的坏人要处理,暴露出来的中层的坏人,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调出来,那四个部长来北京后就不回去了。只要新疆军区稳住了,紧紧掌握住部队,才能支持兵团,支持自治区党委。要恢复自治区党委的威信。王恩茂同志在新疆工作十多年了,是有威望的。'文革'中低落了一下,你们要帮助他恢复威信。军区要改造兵团支持地方。”

周恩来总理、叶剑英等向王恩茂等交待了方针、交了办法。大家心中有数了,信心也足了。

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颁布了《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十二条"),就是在反复酝酿的基础上,由周恩来总理口述,记录下来,然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最后报毛主席批准产生的。后来,江青以中央文革的名义不签署意见,也不承认这个规定。

2月12日晚,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及肖华、李天佑接见王恩茂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时,周恩来总理反复地说:"你们回到新疆后,还要做艰苦的工作,这个时期的问题与你们无关。"

叶剑英当时说:"对当前的情况,不能急,要退避三舍,要有韧劲。"从这些讲话中,不难看出周恩来总理及老帅们的良苦用心。

2月13日,张希钦和郭鹏、熊晃乘飞机返回乌鲁木齐市。

王恩茂等住在京西宾馆。王恩茂、郭鹏(新疆区党委常委、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熊晃(新疆军区副政委)、丁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裴周玉(原陆军69军政委。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1965年5月到职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三政委。在张仲瀚自1966年12月底到北京后,再没有回过新疆,兵团工作由裴周玉和丁盛主持。)、林渤民(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住在五楼,张仲瀚(新疆区党委常委、兵团第二政委、军区副政委、国家农垦部副部长)住在七楼。

在北京期间,从1966年12月24日至1967年2月13日共42天。主要任务是随时等候周恩来总理、叶剑英等首长的接见,汇报新疆"文革"的情况,并参加与研究新疆"文革"的有关方针规定,收阅中央军委抄转的电报,了解新疆及其他省区"文革"的情况,参加新疆到北京群众组织的批判大会等。

毛主席在接见各大军区领导同志时,王恩茂代表新疆军区也去参加了。

当时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军区机关少数人违背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示,强行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正常的革命秩序和工作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他们和地方群众组织遥相呼应,对整个新疆形势的破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新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当时的严重局势引起了周恩来总理及老帅们的严密关注。他们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不得不拿出很多精力来妥善解决新疆问题,不失时机地制定了"稳定军区、稳定兵团、支援地方"的方针,以及具体实施方法、步骤,从根本上支持了新疆的工作,为扭转新疆形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前提。

 

 

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不误农时,把春耕生产搞好。新疆军区和空9军奉命进行"三支两军"。在当时那个非常时期,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把生产的组织领导任务交给部队来完成。

1967年2月23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召集各大军区领导同志部署春耕生产的领导工作。叶剑英、肖华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决定由新疆军区主持召开党政军三级干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王恩茂书记代表新疆军区参加了会议。

当天,王恩茂就从北京打回来电话,传达了周总理"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要立即打电话,分两条线部署春耕生产。由有军区负责召开三级干部会,军分区、县人武部来人参加。要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由新疆军区领导,吸收地方几个领导参加,要快一点,节气逼人。抓革命、促生产,三结合、大联合都要以军队为主"的指示,并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军区在家的领导提出了要求。于是在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军区领导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组织筹备工作。

当时新疆的情况是,各厅局已全部实行军管 ,地区一级的三分之二实行了军管,县一级三分之一实行了军管 ,大多数单位没有实现大联合,"当权派"绝大多数靠边站,要组织好这个会的确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

2月26日由新疆军区党委组织召开,有夺权指挥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上,达成统一意见:坚定不移地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新疆军区主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吸收自治区主管财经工作的李铨(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财经小组组长),田仲(时任主管农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吴鉴群(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农工部副部长兼昌吉州党委书记)参与会议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2月28日,王恩茂书记从北京打回电话,传达了中央军委讨论军事管制会议的精神。

王恩茂书记在电话上说:“第一个问题根据主席、总理的指示,我们自治区的军管问题,请军区做好准备,先做出接管计划。总理讲,现在报纸已不是党报,是派报,哪一派的人掌握报纸就讲哪一派的话。第一步,把新疆日报、电台先接管;第二步把公安厅(局)接管。公安厅一个锅炉工人当权,怎么能领导,很多重要案子,不让解放军参加,我们信不过。要把专政工具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个问题,要打退反对解放军的逆流,打击坏人要打准,抓人要少,不要简单化,不要急躁,注意方法,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要讲哪个组织,有什么坏人就讲什么坏人,坏人有多少打多少。第三,军管问题,要绝对保密,只能少数几个人知道。”

2月底,为了扭转新疆的混乱局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由新疆军区党委代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对重要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即“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

3月3日,新疆军区对《新疆日报》社、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乌鲁木齐有线广播电台等宣传机构实行军管,并立即停止“造字号”《新疆日报》的出版,改出军字号《新疆日报》。接着对公安、交通、铁路、邮电等150多个机关、厂矿企业和部门也相继实行军管,并按照毛泽东"军队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先后向一批厂矿企业、学校派出军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新疆各地区、自治州、市及县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3月以后基本上由军队控制了新疆的局势,社会秩序和工作,生产秩序暂时有所好转。但在实行军事管制中,新疆军区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派性斗争之中。

3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对王恩茂等谈话时谈到:"对个别人过早宣布隔离反省不好,要让他们再暴露。郭鹏同志急一点,张希钦同志懂得这一点。如果不是春耕生产紧急,三干会还可能多开几天,再暴露他一下好。现在第一步还是在机关里开会,两个机关可以联合开会,由张希钦主持,让他们暴露,他们讲什么。"

3月12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新疆军区党委奉命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办公室,张英明任主任,任晨、田仲、铁木尔·达瓦买提、杨贯之、唐璜为副主任,下设综合组、农牧组、工业组、财贸组、运输指挥部,全权负责指挥新疆的经济工作和组织领导新疆的工农牧业生产。地州市县三级也成立了生产办公室。三级分别以新疆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为主,吸收党政机关和有关业务部门的干部参加,统一领导指挥农业生产。为解决交通问题决定成立交通运输指挥部。同时党政军决定由新疆军区机关和部队立即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农村工厂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和会议精神。

通过这次会议,不少领导干部恢复了工作,放下了包袱,调动了革命积极性,发动群众,很快掀起了春耕生产热潮。社会秩序和工作、生产秩序得到暂时好转。

同时,新疆军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主持召开由多数派群众组织10万余人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的开幕式,大会不允许“红二司”派群众代表参加。会上提出“打倒武光、吕剑人、祁果、张仲瀚、陆学斌、包尔汉、伊敏诺夫”的错误口号。

3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新疆造反派驻北京代表时指出:“3月12日大会,不要‘红二司’及其他造反派参加是错误的。”

在这之后,分组讨论一天半。3月4日召开大会,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和到会同志的要求,揭批个别人的错误。大会发言的有陆学斌、铁木尔·达瓦买提,张世功(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十几位同志。会后就对他们进行了隔离。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王恩茂的要求,3月3日至3月25日,先后对新疆13个厅局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为大多数干部恢复了工作。

 

 

继1967年1月17日,对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管,3月3日对"造字号"《新疆日报》社实行军管。造字号《新疆日报》是报社的"三新"组织"职造司"联合"红二司"一部分学生在1967年1月12日夺了报社的权后,出版的一张以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思想为中心,以大乱新疆,乱中夺权为目的的报纸,是新疆造反派的喉舌。从1967年1月13日出刊,至3月2日,共出了49期。

当时"造字号"在出刊期间,公然把矛头指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和全疆各级领导干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广大群众,煽动造反夺权,起了大乱新疆的恶劣作用。新疆军区根据有关指示精神,在1967年3月3日对《新疆日报》社实行军管,停出"造字号",出版“军字号”《新疆日报》,扭转了"造字号"的错误宣传方向。

1967年5月7日晚,杨立业、吴巨轮煽动和指挥数千名工人、学生强行查封并占领了已经被军管的《新疆日报》社。

当时报社内外一些群众组织不甘心丢失舆论阵地。在“军字号”出版不久,他们诬蔑“军字号”充当了王恩茂复辟资本主义的喉舌,在群众组织代表吴巨轮(别名胡乱闯)、杨立业(吴、杨二人是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中"三结合"的群众组织的学生和工人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造反起家,妄图篡夺自治区领导权。1985年10月15日和17日,经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杨立业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吴巨轮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等人的策划下,组成“炮轰联络站”,对“军字号”进行了长时间的炮轰之后,在同年5月8日凌晨,群众组织上万人进行反对查封,里应外合,冲击占领报社,强行从报社军管会手中夺走了报社领导权,查封“军字号”。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导致受伤300多人,1人死亡。这就是新疆武斗的开端。当天,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致电新疆军区和两派群众组织,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新疆日报》社是军事管制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立即退出报社”。但这一指示并未得到执行,形成了“军字号”与“造字号”《新疆日报》并存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张希钦委派闫化一(时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将"军字号"立即迁到新疆军区汽车第30团(现乌鲁木齐市五星路)院内,继续出版。形成了"造字号"与军字号《新疆日报》相对抗,造成同一个时期内,两张同名《新疆日报》并存的反常局面,直到同年7月20日,在占领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相继撤出报社,报社两个造反组织无法继续占领报社和出版的情况下,才撤出报社,停止出版"红色电讯"。在查封"造字号"期间,共出"红色电讯"74期。

由于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不断加剧,军队的权威被削弱,导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当时乌鲁木齐的两派群众组织以现在的南门为界,形成了对抗割据的局面,经常发生真刀真枪的武斗流血事件。接着,武斗从乌鲁木齐逐渐蔓延到哈密铁路桥梁厂、石河子、喀什、和田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人员伤亡惨重。于是,新疆陷入了大规模的武斗之中。根据1983年整党时的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新疆共发生较大的武斗事件125起,死者达700余人,致伤、致残多达5000余人。

1967年8月初,"职造司""红造部"撤到新疆大学以后,合并组成"职造司",改组勤务员,经过策划,8日在新疆大学复刊"红色电讯",继续与"军字号"相对抗。到31日,又出了"红色电讯"12期,共计出了86期。

由于"红色电讯",不登地方稿件,不能说他们想说的话,经过"职造司"头头的策划,新疆群众组织头目吴巨轮、杨立业等人支持,在9月3日复刊"造字号",一直办到1968年9月5日,又出了274期,连同夺权后出的49期,共计出"造字号"323期。

当时新疆的公安、交通、邮电等部门自从内部被夺权以后,由于条件不成熟,问题比较严重,对新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抓革命促生产影响很大。公安厅被夺权以后,把处以上领导干部全部打倒,进行残酷斗争。新疆的社会治安很不稳定,公安部门已不能正常行使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职能。交通厅被夺权以后,由于两派斗争激烈,大批车辆不能出动。邮电部门自夺权后,失去控制,通信联络不顺畅,泄密现象比较严重。鉴于上述情况,1967年3月4日,新疆军区对以上部门进行了军管。

然而军事管理工作却遭到"三新"群众组织的抵制,他们出动宣传车,印发传单等,对新疆军区进行大肆的恶毒攻击,挑动不明真像的群众反对解放军,把军管诬为"武装镇压""疯狂的反扑""利用军管压制打击革命派""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暴露",扬言不揪出幕后人,决不罢休。一时间出现了辱骂、围攻、驱赶军管人员的浪潮。更有甚者,他们还企图制造事故,强加于军管。许多单位出现了围攻军管会,夺军管会印章的现象。市供电公司造反派约集一千余人,殴打战士,向军管会施加压力。夺权委员会向军管会索要印章。卫生厅造反派砸开广播室门锁,抢占广播室,强行广播。

 "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有的人都对运动不理解,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五·一六通知》是在新疆军区军人俱乐部举行,由张希钦传达的,他还给大家解释。他当时可能也是表面上理解,实质上也可能不理解。《通知》中提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没有提过,认识也不清楚。

8月份,王恩茂从北京回来,传达16条。多亏了当初不理解,不理解好了,理解了就要犯大错误,甚至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9·3"事件开始,提出"炮轰区党委,打倒王恩茂"的口号,完全否定建国以来新疆的各项成就。

早在1965年10月,贺龙率领中央代表团来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他曾对新疆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新疆首先的一条,也是根本的一条,就是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举得稳,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得坚决,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办事的。第二你们的困难问题解决得好,区党委、人委、军区、生产兵团的党委都很困难。人委、军区、兵团围绕着自治区党委这个核心的团结建立起来了。在边疆有这样一个团结的党的领导核心,搞什么,中央也都放心了。第三民族问题解决得好。第四新疆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把一个落后黑暗的新疆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新疆。"他还勉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领导,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12级台风也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刮倒。贺龙同志对新疆的评价实际上是代表中央所做的评价,是实事求是,完全正确的评价。

可是不到一年,就打倒贺龙,并把王恩茂及很多领导干部都作为贺龙的黑线被打倒。

我们都在王恩茂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对他是十分了解的,我们始终认为,王恩茂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毛主席是无限忠诚的,他在新疆的长期领导工作中,功业卓著。毫无掩饰地说,我们对他是信服和尊重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做就意味着引火烧身。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成了群众组织被打倒的对象。”

1967年初,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做好反对派的工作"的这一思路,曾多次要求我们承认"红二司",多做他们的工作,多到他们中间去,这些要求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是从稳定局势出发的,丝毫不能证明"红二司"是正确的。

3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新疆各群众组织到北京代表时说:"看你们把王恩茂同志丑化成什么样子,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

 

1967年3月19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曾批准向中央军委正式报过一个对"红二司"看法的报告,大意是:

"红二司"在当时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丁盛、裴周玉等人的操纵下自"12·19"之后,一直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给新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后果。他们的主要错误是:丁盛、裴周玉等人的操纵,制造了"12·19"绝食,罢工、罢市、停水、停电事件和"1·26石河子事件"。恶毒诬蔑攻击人民解放军,煽动群众冲击新疆军区,并与新疆军区内别有用心的分子相勾结、阴谋夺取军权,打击革命左派。把革命左派组织一律诬蔑为"保皇派"。进行打砸抢抄等。挑动武斗,任意抓人,实行白色恐怖,及时大联合和三结合、大搞山头主义,公开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仲瀚、陈实、刘一村、武光等人。大量扩散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造成严重泄密。破坏新疆军区主持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三干会。把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的一系列措施诬为"三月黑风"

对于这一事件,在1979年1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处理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第7条指出:"关于石河子'一二六'事件问题。这一事件是丁盛、裴周玉等制造的,与武光、张仲瀚等没有关系,对因此事件无辜死难,受诬陷和曾被捕入狱的同志,应公开彻底平反昭雪。"

当时林彪、江青等一伙家伙,一方面授意和煽动群众组织打倒王恩茂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干部;另一方面亲自出马,给王恩茂捏造许多莫须有的种种罪名。其声势之大,调子之高,远远超过了"文革"群众组织之所为。这不但对王书记本人造成极大的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一大批老干部,给新疆的各项事业带来了长期的、全局性的危害。

6月10日,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相继建立了条条组织,有“三促”与“三新”,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红三司”、“红军联”。由于观点的对立,不断发生武斗事件。仅在6月至10月间,先后在新疆医学院、头宫、人民广场、八道湾、北门、肉联厂、第一师范等地发生了规模不等的血衅武斗。仅在14日第一师范的武斗事件中,就导致5人死亡。

由于新疆自下半年以来,全疆各地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武斗事件,给新疆的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于是,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解决新疆问题。11月24日,王恩茂、郭鹏、张希钦、丁盛、裴周玉、王香雄、于应龙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奉周恩来指示又到北京,商谈解决新疆问题。随后,中共中央又通知赛福鼎·艾则孜等人赴北京参加学习和商谈。11月28日,周恩来接见大家,陪同周恩来来接见的有康生、聂荣臻、杨成武、邱会作、吴法宪、刘锦云、张秀川。

周恩来总理一见面就说:"新华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报道了红二司的活动情况17次,这就合法化了?我开始不知道,察觉后说服他们不要登了。"

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对新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空九军由原来支持多数派群众组织,改为公开支持红二司等少数派群众组织,使新疆的局势更加复杂。当时新疆区级机关163名各级领导干部发表声明支持红二司,空九军就成了少数派群众组织的后台。

接着周恩来总理问于应龙、刘发秀(时任南疆军区司令员)、曾光明(时任南疆军区政委)、李凤友(时任北疆军区司令员)等人。

周恩来接着说:"就是因为你们那里闹得凶,才把你们找来。"在问了哈密铁路桥梁厂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情况后,周总理说:"哈密军分区和空九军不一致的问题在部队解决。于应龙同志,你们支左不能支派!现在跟一二月份不同了。你们首先要两派停止武斗、武器封存,火车要通,军区、兵团、空九军今天下午想办法协商,这是我的要求。今天下午就把哈密的武斗停止下来。"

聂荣臻说:"二司非打倒王恩茂同志不可,空九军要做工作。这次来希望把新疆的问题大体解决。"

杨成武说:"主席讲,要解决一个地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军队内部的问题。"

吴法宪说:"空九军支持红二司是对的,但不夺红一、三司"

新疆的领导在北京开了两个月的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周锋、李静、张悦、吴玉琪向周总理进行了汇报。

周恩来总理在1968年3月3日指示:"要检讨,一是王恩茂同志的;一是新疆军区的。检讨要深刻,要姿态高,要有高水平,高质量,中央看到检讨后要说话的。这个检讨好了,会促进新疆的大联合,有利于解决新疆问题,中央就好说话,就好做工作。王恩茂和新疆军区的检讨大体可以过得去,就可以叫群众组织到北京来,解决新疆的问题。"

王恩茂的检讨写好以后,周总理亲笔进行了修改。并让王恩茂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和检讨一起送上去。

周恩来总理这样做的用心可谓良苦,一是体现他对王恩茂真正的关心、爱护,一是体现了尽快解决新疆问题的焦虑心情。

 

 

196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批准了王恩茂等8人《关于建议召集新疆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支左代表到京开会,解决问题的报告》。《报告》规定“新疆各派群众组织和支左部队共派出156名代表到北京开会”。

3月18日,在新疆军区主持下,乌鲁木齐两大派群众组织通过充分协商,达成了“立即全面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王恩茂与生产建设兵团和空九军负责人参加了签字仪式,并表示祝贺。

在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新疆和西藏最后),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党政合一"的情况下,在1968年4月11日,周恩来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邱会作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郭鹏、张希钦、丁盛、裴周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曾如清(原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孔瑞云(原陆军67军副军长,1967年7月调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于应龙等见面,召开解决新疆问题的会议。

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次接见,目的是再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把新疆的问题谈一谈,就可以转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备阶段。谁知道,江青等在会议上大耍威风,蛮横无理,干扰了这次会议,使周恩来总理的意图无法实现。

江青在这次会议上,诬陷王恩茂对毛主席"有二心""三不听"。还说“新疆是独立王国”。

邱会作在一旁随声附和说:"江青同志对王恩茂的批评一针见血。王恩茂主要是三个问题:(1)、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山头主义、宗派主义;(3)、与黑线人物的关系。"

吴法宪气愤地说:"你们新疆对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传达太差,特别是中央文革的指示,今天你们就没有提中央文革!"

叶群不屑一顾地说:"不提中央文革是完全错误的!"

黄永胜接着说:"中央文革就是中共中央的指挥部!"

江青气势汹汹地说:"王恩茂还有打手叫什么(大概是指张希钦和任戈白)?"只见她卷起袖子,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小小的新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藐视你们,看你们独立王国能搞成什么样子!"

他们一唱一合,使周恩来总理无法讲话。最后江青目中无人地说:"我今天不听了,光吵,我看今天的会议就算了!"竟然擅自宣布散会。

1968年5月27日,新疆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兵团红三连阿衣坦等人,策划在乌鲁木齐举行由数万名少数民族人员参加的所谓"打倒王恩茂大汉族主义大会"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在北京的负责同志,要他们对新疆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兵团红三连做工作,让红三连不要开这个会议。

为了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空9军发表《关于红三连召开民族大会的声明》指出:召开这样的大会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是民族分裂会议,是不利于各族人民团结对敌,是不符合各族人民的革命利益的。当时新疆两派群众组织全体在北京的代表也作出了《关于坚决执行周总理五二六指示的联合紧急决定》,要求两派群众坚决反对和抵制这次会议。“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兵团”宣布开除策划这次会议的阿衣坦等人,终于制止了这次会议。

8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龙书金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8月29日,周恩来总理等接见新疆代表团,当三新(杨立业)群众组织代表说"对王恩茂同志进革委会通不过"时,周恩来总理耐心地说:"王恩茂同志在新疆工作19年,总还是做了有利于党和各族人民的事。他今天还没有走到敌我矛盾的那条线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在新疆工作。"31日,新疆军区党委向毛泽东、党中央呈送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作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错误地将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点名打倒。

9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晚上接见王恩茂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以黄永胜为首的所谓中央军委办事组,在下午同王恩茂等新疆党政军领导见面,大放厥词。

黄永胜首先发言:关于群众观点问题,新疆军区不少同志站在"三促"一边压"三新"是错误的。"三新"是革命组织。我接触"三新"不多,但从接触中感到"三新"造反精神强、旺盛。你们对"三促"亲,捧他,坏的也是好的,不正确的也是正确的。新疆成立革委会拖这么长时间,这和你们对群众态度有问题是有关系的。你们往往不是用毛主席的思想去分析问题,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以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代替毛主席的路线、政策。新疆实际上是独立王国,主席的话不听,林副主席的话不听,中央文革的话不听,按自己的思想办。王恩茂在新疆的工作中有许多严重错误,你们无原则地去保就不对。中央决定张希钦调离新疆,留在北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严重错误,出了不少坏点子,比王恩茂的错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邱会作接着说:"有人说'走了条龙(于应龙),又来了一条龙(龙书金)(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8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中国共产党第9届中央委员,1972年12月29日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处分)',于应龙同志并非在新疆有什么错误,不能工作下去了。空九军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对两派的态度上只不过是对一派支持多一点,对别一派支持少一点,其他还有什么问题。于应龙调离新疆是另有任用。"

王恩茂、龙书金、赛福鼎.艾则孜等领导,与新疆协商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和三结合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在9月3日返回乌鲁木齐市,数万名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夹道欢迎。

9月5日,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至此,作为全国(除台湾省以外)最后两个(另一个是西藏自治区)省级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称“至此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乌鲁木齐地区20万各族群众和解放军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庆祝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主任是由黄永胜提名,林彪点将,从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位上调来的龙书金,而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郭鹏、裴周玉、李全春(1968年9月至1974年12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3月至1971年5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自治区党委常委。1971年5月至1974年12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新疆军区党委常委)、杨立业、胡良才(群众组织工人代表。时在八一钢铁厂劳动及参加新疆军区举办的学习班,是中共第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孜牙(群众组织农民代表)、吴巨轮9人为副主任,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和保卫组,并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的机关食堂举行了庆祝会餐。

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把已经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区政委的王恩茂又拿出来进行批判。随即在8月,把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从北京直接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在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同龙书金说:“贺龙在新疆搞了不少鬼”、“贺龙同王恩茂搞了鬼,把新疆搞成了独立王国”。

11月4日,新疆自治区革委会举办乌鲁木齐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大型厂矿企业、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首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6日,新疆两大派工人代表就撤销新工总、工促会两大总部以及所属的工交、财贸、农牧、文教卫生和党政5大口组织作出决定,表示“各群众组织脱钩,撤销跨系统、跨行业、跨部门的组织,自上而下地酝酿成立工代会”。接着,相继撤销了农促会、农总、红二司、红促会、红革联、红三司8个群众组织总部。

11月10日至12月20日召开的1014人参加的新疆军区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为名,龙书金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在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上诬陷“王恩茂和军区党委、常委少数人,长期以来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大批王恩茂和新疆军区党委常委的"严重罪行",大批" 三不听",同时还批了"二月逆流",并以新疆军区党委的名义向各级党委发了“打倒王恩茂”的电报。

在龙书金的操纵下,给王恩茂戴上了"五顶帽子,一把伞的罪名"(王恩茂是新疆独立王国的总头目,是在新疆推行"二月逆流"的急先锋,是刘少奇黑司令部在新疆的头号代理人,是新疆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买买提明·伊敏诺夫、包尔汉的保护伞)。

会议中间,黄永胜出国路过和田时说:"新疆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这次大会上,宣布了对熊晃(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幸元林(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疆军区司令员)、张英明(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军区生产指挥组组长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实行军事监护并进行批斗,同时也准备将王恩茂"监护"起来。会议后期,以新疆军区党委名义向驻新疆部队发了"打倒王恩茂" 的电报。

随后,在11月28日到12月13日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再次对王恩茂进行猛烈批判,会议通过了错误攻击和批判王恩茂的《新疆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会议后,地方和部队都集中揭发、批判王恩茂,同时还株连了一大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军区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导致被诬陷为“走资派”、“王恩茂独立王国的重要成员”而遭批斗的李铨(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因突发心肌梗塞而逝世,终年56岁。

12月28日,《新疆日报》发表社论《彻底肃清“二月逆流”在新疆的流毒》,以整版篇幅,公开点名批评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王恩茂,并把不同意批“二月逆流”的干部群众诬陷为“绊脚石”、“阻力”,号召冲破阻力,搬掉“绊脚石”。

1969年1月6日,根据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通知》,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新疆军区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新疆日报社。15日,进驻新疆大学。从进驻之日起,上述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全部归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后,又向新疆广播事业管理局、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新华书店等单位陆续派出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月1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产组会议刚结束,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群众组织代表杨立业等人密谋策划,乌鲁木齐市十月拖拉机厂一派群众,将刚走出革命委员会办公楼的王恩茂挂上黑牌,强行绑架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大卡车上,在乌鲁木齐市主要街道"游街示众"。游街时,王恩茂被两人架着站在车上,领章和帽徽也被撕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断向车上投石子、吐口水,殴打王恩茂。直到下午3时左右才被送回革命委员会院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当日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还极力想把王恩茂排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之外。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月1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电指出:"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见《周恩来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下】 第453页)11日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与此事有关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立业作了检讨。

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即派专机把王恩茂全家接到北京。到了北京,王恩茂被分配到空军学院举办的新疆学习班学习,骆岚和孩子住在北京东单煤渣胡同的总参谋部第四招待所。王恩茂每天在学习班做检查,接受无休止的大、小会的批判。后又到安徽芜湖任地委副书记,南京军区副政委,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粉碎了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加害王恩茂的阴谋。6月,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被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中,新疆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多数派得势,少数派受压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少数派得势,多数派受压制;龙书金倒台后,多数派又得势,少数派又受压制。就这样反反复复,把新疆闹得一团糟。

 

 

在1971年开展的整党运动中,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强迫共产党员按照林彪、江青的调子进行所谓的"路线爬坡"学习,其主要实质是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坡,是继续批判"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制造干部思想混乱、分裂的企图,不少人因爬不上"路线坡"而受到打击。

1971年9月13日的"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揭批林彪的57号文件,在1971年10月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龙书金批林却走过场,而大规模地批判"两个主义、一个王国",他说:"新疆的关键问题在那里?就是路线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影响没有肃清""旧自治区党委这个独立王国,和下面好多小独立王国,阶级斗争的盖子一直没有揭开"。还提出贯彻会议精神要三不怕:"不怕反复,不怕派性回潮,不怕停工停产。"

到了1979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公开为"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彻底平反,并建议中共中央撤销了1969年的"二·一九"指示。

1972年3月至5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联系新疆实际,揭发批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龙书金的错误。会议期间,有一些同志认为:"会议的方向偏了,打了横炮,批了新来领导。"坚持要批"两个主义、一个王国。"

龙书金在新疆的几年期间,尤其是在王恩茂离开新疆后,他还在各族各级干部中揪独立王国的"第二套班子",挖贺龙、王震的社会基础,把在解放新疆、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一大批老干部打倒,实行新疆党内、军内领导干部大换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军区的各级领导同志,大部分被批判,被打倒,被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吴鉴群就是在批判"两个主义、一个王国"中,被红二司"新新工兵团"强行劫持到新疆工学院关押批斗106天,长期受迫害,百般折磨致死。同时也使谭开云(新疆军区副政委)、徐国贤(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等都受到打击和迫害。

对待王恩茂的问题,是新疆"文革"中两派争执的焦点之一,涉及对"文革"前新疆10余年工作的评价,牵涉到党政军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大批干部。历史证明,新疆造反派的头目仍是秉承林、江等人的旨意的,而龙书金等人,则是直接听命于林彪。他"上了贼船,陷得很深",是林彪一伙进行政变的"可借用力量"。历史宣判了林、江等人的彻底破产,也宣判了别有用心的人的彻底失败。

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王恩茂同志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二心、三不听'等一系列罪名,实在荒唐。什么'二心、三不听',王恩茂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是无限忠诚的,他在革命的整个时期,对毛主席有着浓厚的感情,他最听毛主席的话,他把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新疆实际结合起来,使新疆的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新疆800万各族人民有目共睹的,也是中央领导所首肯的。至于听不听林彪的话,中央文革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龙书金主持召开的新疆军区四级干部会上,别有用心的人在揭发王恩茂的发言中说:“你在北京9个月,作为一个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本应到林副主席那去看看,请示一下。可你就是不去,过去往贺龙那里为啥那么勤呢?林副主席接见龙书金同志时,说得很清楚:我这可以来,有事也可打电话。龙书金同志都传达了,明明是林副主席和你打招呼嘛!你就不去。龙书金同志和所有工作人员都催你去一下,你也没有去。9个月时间短吗?不短。不应当去吗?应当去。你就是对林副主席没有感情。”

这些揭发,其中有一点是真实的,王恩茂在北京的时候乃至文革期间,没有去找过林彪,也从未找过江青,和他们的党羽一概没有联系,和中央文革的那些人也一概没有联系。关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只要是尊重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也是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为打倒贺龙、王震而给王恩茂无中生有捏造的罪名。1949年10月,王震将军奉命率领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二、六军解放新疆。解放后即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了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当时,干部的来源,一是军队干部,二是三区革命的少数民族干部,三是在建党建政、土地改革中,吸收培养起来的民族积极分子,四是从西北各省调入的部分地方干部,后来,还从中央国家机关和其他省区调入部分干部。1951年中央决定组建西北空九军,六军的大部分同志奉命调往西安组建西北空军。因此,二军的干部及其它部分干部便成为新疆党政军内各级领导骨干。1954年,奉毛主席命令,新疆部分现役部队(含起义部队集体转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干部即以当时集体转业的军队干部为主组成。这些都可以说明,新疆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组成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谓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完全是诬蔑和不实之词。”

 

在那不堪回首的动乱岁月里,王恩茂原本非常幸福的家庭也遭受了巨大的劫难——

1967年7月,他最心疼的第四个儿子、当时刚满18岁的王北新,在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不幸被同驻八一中学的新疆大学一派群众组织成员扔出的一颗土造手雷炸死。

就在王恩茂被游街后不久,更大的厄运即将降临的时候,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发到新疆:

"新疆自治区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你们已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并为他留名额。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你们意见如何?望告!"(见《周恩来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453页)

随即,周总理派专机于1969年1月15日将王恩茂全家接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王恩茂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空军政治学院举办的新疆学习班学习。

1969年4月,中共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恩茂仍是九大代表,中共中央通知他出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疆小组讨论会上,又遭到事先策划好的批判。虽没有被继续选为中央委员,但仍然保留了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10月,王恩茂又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名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实为"劳动改造"。他每天戴着老花镜,站在铣床旁当铣工,辛苦地劳动着。几个孩子都被迫中断了学业,有的到农场接受再教育,有的到部队当了兵。

1972年6月,王恩茂书记被降职下放到安徽省芜湖地区任地委副书记。

到了芜湖,"四人帮"仍不放松对他的迫害。当时虽然挂名新疆军区第一政委,可到了芜湖不久,竟然把随同他去的秘书和警卫员相继调走,接着又停发了军装。但身处逆境的王恩茂,经常下乡下厂,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给芜湖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5年秋季,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时,他百感交集,写了一封短信寄给毛主席。没有料到几经辗转,此信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5年10月2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663号上。10月28日,毛泽东在这号《来信摘要》上作了批示:“汪阅后,送剑英、小平、春桥同志阅处。他现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一个职位。”(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第483页)

毛泽东批示后不久,他被调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又重新穿上阔别了9年的军装。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举国欢庆,10年浩劫终于结束了,王恩茂才被彻底得到解放。

1977年3月,王恩茂被调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委和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从此,被打击陷害了10年之久的王恩茂终于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他的爱人骆岚也被越级提拔为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王恩茂对新疆虽然非常怀念,但自从到芜湖后,就没有想过能再回到新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竟然出现了——

在经历了10年"文革"的动乱和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9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阿木冬.尼牙孜、贾那布尔和刚访问回国的巴岱等新疆党政领导参加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听取新疆工作汇报。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建议请王恩茂重返新疆主持工作,并个别征求了其他几位新疆党政领导的意见得到同意后,由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请王恩茂回新疆工作。

10月11日,宋任穷(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通知王恩茂,中央决定他回新疆工作,并要王恩茂尽快从吉林赶到北京。10月14日,王恩茂赶到了北京。19日,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王任重、宋任穷同新疆自治区党委和乌鲁木齐军区领导谷景生、司马义·艾买提、肖全夫、谭友林、铁木尔·达瓦买提、李嘉玉、王振文、贾那布尔等进行谈话,专门讨论新疆工作问题,形成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的谈话要点。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王恩茂专程到重新出来工作后不久的邓小平处,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王恩茂说:"你对新疆情况比较了解,对干部比较熟悉,新疆的同志欢迎你重回新疆工作,中央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你回新疆工作。"(见《王恩茂文集》【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页)

10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王恩茂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让年近七旬的王恩茂重返新疆主持工作。王恩茂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通知后,很快从吉林、北京赶到乌鲁木齐市。10月25日就召开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新疆工作汇报。10月27日,王恩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84年经王震建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他又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从此以后,新疆就进入了一个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持续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1991年3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的第四次党代会也对王恩茂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王恩茂同志在长期主持新疆工作期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新疆的实际紧密结合,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国内外分裂主义,始终把民族团结和发展经济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抓,为发展新疆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业卓著。王恩茂同志对新疆各族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在各族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领导工作经验。王恩茂同志以他在新疆各族人民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和卓绝的领导艺术,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必然一如继往地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当然,人没有完人。王恩茂书记也同样有做得不对的事和说过一些错话。比如在领导新疆反右派斗争中有扩大化的问题;在领导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工作中也存在错误;在领导反右倾机会主义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几点问题,他个人也在重返新疆工作后,在新疆自治区召开的1000多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但我们认为他所做的成绩是主要的。

  "文化大革命"10年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毕竟已经过去接近40年了,有些事实和时间可能由于我的记忆有误,如果有不对和错误的地方,还请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批评指正。【注】:王恩茂(1913——2001)江西永新县人,1928年5月参加革命,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任永新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同年4月任中共永新县委秘书长,1933年担任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的秘书。1934年8月,他随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并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同年10月,他参与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担任省委秘书长。193511月他参与了创建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担任省委秘书长。以后他又随部队北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先后参加了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和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王恩茂从红六军团政治部调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1937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随部队从陕西东渡黄河,转战华北。从同年12月起,他先后担任120师359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旅军政委员会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参加了晋西北地区和雁北地区的抗日战争。1944年秋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副政委,1945年8月任359旅政委。1946年10月任吕梁军区政治部主任、晋绥二纵政治部主任。1947年3月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年7月任二纵队副政委。1949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政委兼党委书记,同年底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中共喀什区委员会(后改为中共南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喀什军区(后改为南疆军区)政委、党委书记。1952年7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新疆军区代政委。1954年10月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4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10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1960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1975年10月任南京军区副政委。1977年3月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1981年10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后,兼任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5年10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顾问委员会主任。1986年3月起任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著有《王恩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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