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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质学家到著名社会科学家
[来源:本站 | 作者:原创 | 日期:2007年3月17日 | 浏览4216 次] 【  】 

刘茂才 口述     张家钊 录音整理

时间   2008年3月233月24

地点   四川省社科院科研大楼A301办公室

 

1979年由邓小平开创的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发生了巨大而翻天覆地深刻变化,这是我国人民大有作为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舒畅、最值得回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实现了我的人生转折和重大跨越,一个跨越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到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另一个跨越是从高等学校的课堂进入了社会科学院,转向了社会科学广阔的领域            

                             ———四川省社科院原院长刘茂才                                                                                                     

 

张家钊(以下简称张):刘院长,你在大学读的是地质专业,而且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弟子,从60年代在贵州工学院后来在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搞教学,在地质地矿领域可以说前景广阔,有相当成就了,为什么78年改革开放之后,你从自然科学转向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这是你的人生的重大转折和事业的重大跨越,其中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

刘茂才(以下简称刘):我虽然是学工科的,但是我对理论很感兴趣。1978年前后,我积极参加了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9年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了中国科院举办的“中国科学学学术筹备会议”,这是促使我人生转折、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跨越的一次重要会议。

  当时科学学刚刚进入中国,很多人还没有听说过。会议请柬寄到成都地质学院,院办公室主任说:“科学院开会连字都写错了,科学就科学嘛,怎么写个科学学呢?”我说:“不是人家写错了,是咱们无知!”

我收到会议请柬的时候也很惊讶,我对会议主办方说:“我没有写学术论文,科学学方面我一点知识都没得。”他们说:“你的思想一直是比较先行的,你来可以交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来听一听,你会有兴趣的。”所以,我是抱着听一听的想法去开会的。

参加会议的名人很多,都是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现在的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冯之竣、上海的刘吉等。会议讨论了科学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认为中国应该引进科学学这个新学科。科学学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我每天晚上都仔细研究会议简报,如饥似渴的吸收和思考科学学的问题。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向省委书记杨超汇报了北京科学学会议的主要精神,杨超听了之后非常激动,要我给四川省级机关的干部做一个报告会,就在锦江大礼堂开,杨超主持大会。我写了一篇八千字的讲稿,我没有照搬北京科学学会议简报的内容,而是经过研究、思考、消化后形成了自己的东西。这一讲就讲出名了,到处都请我讲科学学,请我做报告,这样做就做到社科院来了。(笑)

新思想和新科学理论的普及和宣传,可以说是继真理标准讨论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很了不起的事,至少对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次新思想和新科学潮流的影响,我可能还会继续在学校教书,由于受到新思想、新的科学理论的熏陶,从此,我的工作就从课堂走向了社会。

79年参加了北京的科学学会议后,由于受到新思潮新科学的启蒙,我给地矿部部长孙大光写了一封信和报告,我觉得地矿系统需要宣传推广这一套新思想新学科,部长孙大光看了以后很重视,就把我请到北京,当时我只是地质学院的教务处长,部长召见处长,而且政治部主任、科技司司长、教育司司长都来了,我真是受宠若惊啊!孙部长很高度地评价了我提出的办培训班、传播科学学与管理科学的建议, 他问我需要什么条件,我说:“不要条件,我可以把我在北京开会结识的朋友都请来讲课。办培训班,只要地矿部里发文件就行。”

回来之后,我在地质学院连续办了四期地矿系统的培训班,学员都是地矿系统的科技处长、研究所所长,培训回去后有人说他们讲话的语言都不一样了,讲的都是新思维、新观念。因为这些学员回去后正好遇上八十年代地矿部机构改革调整,他们都升官了,所以有人说我办了四期地矿系统的“黄埔军校”。

1981年,我又在成都地质学院创办了第一个“系统科学研究所”,创办了第一个《系统科学》杂志,搞得红红火火。

张:正当你在地矿系统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1984年省委决定你到社科院主持工作,你是不是觉得很意外?据说地矿部最初坚决不放你走?

刘:我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到社科院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为什么呢?我本来是一个地质学家,而且在地质学领域里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我是李四光地质力学进修班的关门弟子。李四光在国际地质学领域独树一帜,创立了一个地质力学学派,他当时是地矿部的部长,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敬仰他。地质力学需要很深的数学和力学基础,我为了学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在北大进修了一年的数学力学。后来在贵州工学院工作的时候,我又自修高等数学的复变函数、场论等同时还解了400多道数学难题。我一旦认定了钻研一门学科,就想下点功夫,就会有惊人的超常的毅力。在大学,我除了担任教学任务之外,还要自学,当时我自修数学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为了解一道数学难题,到新华书店去看书,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常常是废寝忘食,而解出了一道难题之后,又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由于这样,我的数学基础就比较好。

  为什么说我到社科院感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呢?因为那几年我在地质力学方面下了巨大的功夫,研究地震预测、预报。

李四光最大的贡献,一个是地震的预测预报,我国的预测地震的测试手段比不上日本,但是李四光预测预报地震的理论是世界上领先的。李四光的第二个贡献是对石油勘探。当年洋人认为中国地下没有石油,李四光运用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统一的应力场,认为北偏东2030度新华夏构造体系都应该储藏有石油,其它国家的新华夏构造体系蕴藏有丰富的石油,我国也应该有。后来果然在这个区域发现了两个大油田: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毛主席接见李四光教授时说;你的两个拳头都打准了,你为中国人民长了志气,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一个地质学家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李四光的第三大贡献是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遗憾的是,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刚刚提出,并且作过一些试验,比如,我参与了李四光在北京的后和窑搞了地热发电站,都搞成功了。我国大量的是3040度的中低温地热,达到高温沸腾的地热不多,经过研究,给中低温地热加上一种化学介质,就可以达到沸腾发电。当时李四光预测,今后中国城市的取暖用水都要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因为它没有污染,不像煤那样污染。而且要利用地热大量发电,我们试验已经成功了。但是李四光逝世之后,学派里面没有一面旗帜,没有学科带头人。我说的是大家的带头人,不是一般意义的带头人,因为他这套理论需要很好的数学和力学基础,而很多地质学家没有李四光那样的数学力学基础,而数学家、力学家又没有地质学的基础。所以地质力学理论的普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我之所以感觉遗憾,是我在地质学领域确实已经下了功夫,而且有相当好的基础。刚才我讲了,为了弥补数学不足,掌握比较复杂高深的数学,我专门到北大进修,又业余学习。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意外的通知让我到社会科学院来工作,确实感觉有点遗憾。这一点你也可以理解,一个人对某一领域有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有了一定的研究和思考之后,会有这种感觉。

 比如对地震的研究,当时闹地震闹得很厉害,中国科学院请我到处做地震预测的报告,已经小有名气了,我感到一个学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那不是用简单的数字能够衡量的。我在地质学院是搞地质力学研究,为什么我后来就转到系统工程研究呢?因为我的数学基础好,转到搞系统工程顺理成章嘛,我用系统工程理论来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在学校管理上,我用计算机管理教学,在全国高校教学管理是领先的,引来国内很多高校来取经。

当我满腔热情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一个意外的通知来了,1984103号上午9点半学校通知我,省委管干部的常务副书记聂荣贵找我谈话,当时我搞不清楚他要我干什么,带着一种猜测的心理。在谈话之前也有一点风声吹到我们地质学院,比如,组织部到地质学院来征求意见,找过相关的同志调查,学校那些处长、科长们给我开玩笑说:“上面来了解你,你可能要升官了!”我说:“升啥官啊,我也搞不清楚”。学校的党委书记给我说:“省委来调查你,不是调查你有什么问题,可能是要重用。问你懂不懂经济,熟不熟悉经济工作。”党委书记说:“我当然是给你美言了几句,说你没有专门搞过经济工作,但是在大学里教过经济组织与管理的课程”。所以,我根本都没有想到会要调我到社科院去,以为是到省委经济部门工作,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有个社科院,当时确实不知道。

到了省委,我记得8点半到9点半,聂荣贵同志先找韩邦彦谈,9点半以后给我谈。我进门之前碰见了韩邦彦出来,我们是很熟的,都在大学工作嘛,他当科研处长,我当教务处长,他当副校长,我当副校长,我们经常在一起。我说:“哎,你今天怎么跑来了?”他说:“等会儿你就知道你怎么跑来了!”原来聂荣贵找他谈话,是让他到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兼高教局局长。我们俩开了玩笑,然后我就进去了。

聂荣贵和我谈话说得很简单,他说:“今天通知你来,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而是宣布省委的决定”,他强调了这句话“不是征求你的意见”。他说:很快就要公布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你去社科院主持工作,要当好省委的好参谋和好助手。大概聂书记就说了这些话。

当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聂书记找我谈话之前刚好是国庆,省上每年国庆都要搞一个国庆宴会,我在宴会上碰见了省社科院的前任院长陈文同志,我认识他,因为他原来是我老父亲的部下。他代表社科院参加宴会嘛,我代表地质学院。他把我喊过去,说:“我下台了,你要去接我的班,不过这件事是小道消息罗。”他是院长嘛,可能省委给他谈了,也不是小道,但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我想“社科院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我到社科院干啥去?”。几天后,聂荣贵的宣布就证实了这件事,当时我只好表态服从,我给聂书记提出,我是地矿部直接管的院级干部,调动还要地矿部同意,他说:“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们会给地矿部商量,省委很快就会发通知。”整个谈话只有20分钟,然后我就走了。

当时国家地矿部(地质矿产部)坚决不放我走,地矿部政治部主任张涛坐飞机到成都来找我谈话,他说:“我是受大光部长(地矿部部长)的委托来的,地矿部的同志听说你要走都很惊讶,科技司、教育司的同志都向部党组反映,不能放你走。调动的事情,你能不能表个态?我们再和四川省委商量。”我说:“我不好表态了嘛,省委已经决定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过了一段时间,地矿部政治部主任又来了,说:“地矿部党组已经研究决定了,还是不同意你走。”198411月我到社科院上班以后,地矿部政治部主任坐飞机第三次来找我,他说:“这样吧,你先上班,但是关系不能转走。”

由于人事关系没有转走,所以我到社科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办公室的人觉得很奇怪:你当院长,拿的是副院长的工资,而且不是社科院给你发工资,是地质学院给你发工资。一直到85年,有七八个月时间,我一直拿的是副院长的工资。

张:据说当时省委领导有不少老同志关心你的工作调动,有的鼓励你支持你去社科院,也有老领导劝你不要去,可以具体谈一下吗?

刘:我的工作调动前后拖了很长时间。省委一位老领导是我父亲很好的战友,平时他把我当成他的孩子一样对待,星期天节假日我就到他家里,他当时是省人大主任,我的工作有变化,当然要到他那里去听听他的意见。

他对我说;“那是一个造反派的窝子,火山口,你不要去!”

  我说:“省委已经定了。”

  他说:“你到经济部门工作,不要到社科院,我考虑,你到经济干部学院当院长,那是和加拿大合作办的,经常有对外文化和科技交流,眼界更开阔一些。”

我想,这件事不是逛公园,我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他说:“这件事我已经给省委做过建议,你不要去。”

另外一位关心我工作的就是省委书记杨超,我之所以认识杨超,还有一个故事。1976年成都闹地震,我当时在成都地质学院搞了一个地震观察站,研究地震的变化。杨超听说我在地震搞预报,就把我叫到金牛坝省委招待所,我印象还很深,他问我:“你们说成都不可能发生破坏性的大地震,你敢不敢宣布这个消息?”我说:“敢!”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这是要冒风险的,一旦地震发生了,工人、老百姓要把你打死的。”我说:“我敢!我是有根据的”杨超笑着说“好!小伙子,有胆量。那我就宣布,还要请你做地震报告。”

于是我就到处作报告,讲成都为什么不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成都闹地震人心惶惶,大街小巷搭着防震棚。政府宣布不会地震,老百姓搬回去,万一发生地震怎么办?工人真的要打死我的。这件事之后我就和杨老认识了,结成了忘年交。我是杨老没有授予学位的研究生,我是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进入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我到社会科学院之前就参加了杨超同志组织的两论学习小组,一真就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研究与讨论,我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论过渡态的哲学意义,就是杨超同志支持下发表的,其后中《介论与相似论》专著,更与杨超同志的指导分不开。

他听说了省委决定我到社科院这个事,很兴奋,他是主动找我谈的,不是我去找的他。他鼓励我去,他说:“我非常支持省委的这个决定,到社科院我给你扎起,我就是你们的研究员”。这是他的原话,。

我决定到社科院之后,我给中国社科院的党组书记、秘书长梅益写了一封信,梅益我很熟,过去他也是我老父亲的部下。梅益郑重地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我非常兴奋,我一直觉得,社会科学需要一个搞自然科学的、对传统社会科学富有挑战性的人来担任领导,但是中国社科院做不到,你们四川省委选择你,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哈哈)。你搞自然科学,同时对社会科学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对传统的、保守的、落后的东西富有挑战性,可能会有新的局面。”他高度评价了这件事情。

张:听说你刚到社科院开的第一次与全院职工见面会,你的就职演讲很有特点?你的那个“四三二一”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非常新的观点。

刘:1984114号,社科院的党组代书记冯举、副书记徐文斌带着省委的通知到地质学院来接我,到了我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准备给学生做报告。他们说:“你不能再拖了,不然我们都交不了差啊!”

就这样我带着省委的通知到了社科院,111415号在实业街省委招待所开的党组会,16号召开全体职工见面会。没有地方开见面会,在四川电教中心租了一个会议室。我讲什么?我的发言是讲点一般的客套话,还是讲一点我考虑的问题呢?我决定讲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四三二一”就是那次见面会上提出来的,事先我做了一些思考,准备了一个稿子,还请“智力开发规划办”的学者教授给我提了一些意见,他们说:“你这些观点、提法还很新哈”。

我讲的“四三二一”就是四个转变、三个结合、两个尊重、一个主题。第一个转变,就是社科院要从行政化的管理方式转化为研究型,因为社科院不是个行政机构嘛,要尊重科研管理的规律;第二个转变是体制的封闭型向开放式转变;第三个转变是单一的、分散的课题研究转变为注重综合的、对全省全国有影响的课题研究;第四个是转变眼光,克服盆地意识,你虽然是个地方社科院,但是你研究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四川,我提出的是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这四个转变在当时来讲还是有一点新意的,现在听来不觉得有啥了(哈哈)。

“三个结合”,一个是我经常倡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钱学森也一直提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我还是北京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联盟促进委员会的委员,我当院长,当然要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我已经走进了这二者的交叉领域,交叉、结合就是创新的前沿。第二个结合就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更注重应用研究;第三个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

两个尊重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一个主题就是始终抓住改革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宣传改革,研究改革,指导改革,推动改革。

讲完后,我表了个态,我说:“省委决定我到社科院当院长,作为党员我要服从,但是我向省委提个要求,我试搞一年,一年后请省委组织民意测验,如果同意我的票数不到60%,我自动下台,回成都地质学院当教授,也请求省委批准我的要求。”最后这个表态得到了大家认同,好像还没有那个领导敢这样表态(哈哈)。我觉得如果我当院长,没有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那当起来没意思。社科院改革创新的思路还不清晰,但是我至少有这个气势嘛,不是把官帽子看得那么重的。讲完后,大家热烈鼓掌。

第二天上午,中央驻四川整党联络小组的一个负责人找我谈话,就在实业街我的办公室。他说:“你昨天在社科院见面会上的施政纲领,讲得很好,省委领导汝岱同志听了很高兴,很兴奋。”我很奇怪,但也不好多问,因为我不认识他。他说:“我们有联络员,听了你的报告。职工反映也很好。”我说:“我讲的都是心里话。”我又向他强调了一点:“反正我试搞一年。一个领导,如果得不到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那工作没法推起来,当然我会尽力,我会尽心。如果工作搞不好,我当我的教授好了。”

张:到社科院之后,你做了几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一个是联络西南几个省,搞“四省五方经济协作研讨会;另一个是在社科院科研上打破论资排辈,实行课题招标。

刘:84年到社科院后,我就给贵州社科院、云南社科院联系。也是有缘分,贵州社科院副院长周成启他跟我很熟,他原来是我父亲南下时身边的电报员,全国解放后,我父亲送他进大学读书。他是经济学方面很有成就的一个学者。云南社科院院长杜玉亭,也是我父亲南下时候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民族学也很有成就。我就给他们打了电话,我说:我也和你们走到一起来了,过去是朋友,现在又是一条战线,这也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也没有办法,这是党决定的,我自己的命运我没有办法决定。是不是请你们到成都来,我们商量一下,西南几个省的社科科学怎么联合起来做点事。由于有这样特殊的背景和优势,我请他们,他们很高兴就来了,住在电教中心招待所。他们开玩笑说:“过去你爸爸是我们的领导,现在你是我们的领导。听你的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说:“不对,不能这样讲,我们是平等的。”我就把我的构想谈出来。耀邦同志 83年视察大西南,提出了关于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而且他还说大西南的条件要好一些,咱们是不是联合起来做这个课题,抢占这个制高点,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于是会议就决定搞一个开发大西南的战略研究课题。当时有一个背景,中央的投资政策的重点是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倾斜,上海就提出了“梯度论”;兰州就针锋相对地开了一个反梯度研讨会,提出“反梯度论”。我说:“我们不反梯度论,我们提倡东西结合论。”

确定了搞这个课题之后,成立了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联络处就设在四川社科院,每个社科院出一个人、出一万块钱。我建议:“咱们社科院都是平等的,开会谁家做东,在那里开会,就由那家做主席。”

以后每年开一次会,轮流做东。1985年,由云南社科院主持开发大西南战略研讨第一次会议会上提出了西部中有东部东部中有西部,提出了东西合会论取你梯度论,86年是四川社科院联合香港21学会主题是西部开发与面向南亚与东南亚,而且从此每年一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87年是由广西主持,每次都有显明的主题,88年是贵州社科院,89年是重庆社科院。

张:你到社科院后推行的第一个重大改革措施就是课题招标,受到了年轻人的拥护,但是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据说有人告到省委那里去了?

刘:我到社科院后推行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搞课题招标,谁能干谁就上,改变过去搞课题就是院领导牵头、老专家牵头的做法。我和几个人商量,课题招标要起用有争议的能人,因为有争议的能人往往有超前的意识,对传统观念富有挑战性。

我们搞的招标书面向社会,把竞争机制引入科研,要说改革,“四三二一”的科研是首次,课题招标也是首次,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搞招标。我没有想到这件事,让社科院那些年青人都沸腾了,“哎呀!我们有希望了”因为过去年青人不可能参与重大课题,顶多当个下手,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院子里的年青人都议论纷纷。

你们都知道嘛,当时唐泽江还是个实习研究员,那个人的竞争意识参与意识很强的,他组织了一批年青人竞争招标;周正华等老同志联络了省委研究室和省计委的权威的经济专家,也要来参与竞争招标。我当时提出“招标面向社会,能者上,要经过答辩委员会论证,谁的方案最优,最就上。我提出招标要“三破”,破资格论、破唯学历论、破唯学术职称论。那天的竞争招标答辩会可真是激烈,经过评审,答辩委员一致觉得年青人这一组唐泽江的方案挺好,赞成他上,但是这个人是实习研究员,而且不是学社会科学,是学自然科学的。我说:“咱们投票表决吧!公平竞争嘛。”当时四川日报也来了记者。

晚上四川日报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这个课题招标投标会议,川报本来是作为很重大的改革举措来报道的,可是现在有人告状了,有老同志给我们打电话,省委有部门也给我们打电话,这个新闻消息我们不能报道。你看怎么办?”

我说:“要报道,而且要按照你们原来的想法报道,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既然要改革嘛,肯定有阻力,改革就是冲破那些传统的思维定势,顶多我就不当院长就完了嘛!你们就照样报。”他说:“你这个事请示党委没有?开过会没有?”我说:“没有,就这样办”。川报连续来了三个电话,“刘院长,你要考虑好啊?”

 又有老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你考不考虑社科院老同志的意见?”我说:“我怎么不考虑?老同志一样地公平竞争嘛”。他又说:“这些老同志都是省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你怎么让唐泽江上嘛?”我说:“不是我让唐泽江上,公平竞争是学术委员会定的嘛。”

然后就有恐吓电话来了。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体会不到其中的艰难,我是身临其境。我当时在省上智力规划办公室就提出要破除论资排辈、破除唯资格论,我们就是要不拘一格启用人才,启用有争论的能人,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而且我引用了列宁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的优点是他的缺点的继续,缺点是优点的继续。”我是下了功夫研究列宁的人才战略思想的,还编了《列宁的经济管理思想》的小册子,我到社科院就是要启用能人,我旗帜鲜明,不管多大压力都要承担。

最后,四川日报还是报道了这条消息,说“省社科院课题招标答辩会气氛热烈,老年人不甘示弱,年青人奋起直追。”只是报道的调子比原来低一些。

课题招标报道之后,社会反响很大,但是阻力也很大,有老同志向省委反映了这件事。省委书记聂荣贵同志找我谈,他是关心我。他说:“老刘啊,你到了个新单位不要搞得太火爆了,太火爆伤害了老同志,他们想不通,这个事你要温和点。”

我说:“聂书记啊,省委决定我到社科院不是要我守摊子,如果要守摊子,随便找个人就完了嘛,我不需要去,我在地质学院干得好好的,正红火。我到了新单位,总要有点新思路,你讲的要改革嘛,我们社科院研究改革,推动改革,指导改革,难道社科院自身不改革行吗?”

他说:“你讲的道理当然对,但是改革不要……太猛了嘛。”

我不知道这件事的背后反映非常激烈,激烈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到社科院不是提出了“四个转变”么?聂书记对我说:“人家说你一到社科院,就否定了社科院的工作。”我说:“我什么时候否定过社科院的工作?在各种场合我还很注意,说我们的工作是在社科院原有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我还引用了大科学家牛顿的一句名言: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聂书记说:“有人是这样反映你的,我也没有去调查你说过没有,不过你要注意这些事。” 他没有批评我的意思,是关心我。

张:90年代,你在香港大公报、华侨日报发表了西部大开发研究论文50多篇,你对西部大开发的关注和研究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西部的开发和开放,我们是最早的关注者和倡导者,1988年在北京,我们和“九三中央”联合召开了一个“振兴西南经济研讨会”。说起来还有点缘分,1986年我在北京开全国社科规划会,住在国务院招待所,碰见了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徐采栋,他过去在贵州工学院的时候,我俩一起被管进“牛棚”、一起当过“牛鬼蛇神”、一起被劳改过的,是患难朋友(哈哈)。

他听说我在研究大西南经济发展,就说:“我们九三中央一直在探索怎样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还没有找到路子,你搞大西南开发,我们联合起来搞嘛。”我说:“好嘛,你们九三学社是自然科学的精英,我一直倡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合,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找到了实现的途径。”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当天晚上九三中央主席周培源请我们吃饭,饭桌上我就谈了整个的构想,提出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合的整体优势,发挥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周培源听了后觉得很新颖,第二天他就给我说:“你给我们九三中央机关做个报告嘛!”我说:“可以啊。”随着报告这一下我就出名了,许多省的九三学社都请我去做报告。

正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1988年我们和九三中央联合,在北京召开了振兴西南经济研讨会会。开会那天很热闹,国家各部委的领导人都出席开幕式、中央的各大媒体都来报道。这次会上我们形成了一个文件即关于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区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批示,国家计委专门就此发文。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得到中央的认可而且影响中央的决策。我们与九二中央的合作应当是非常成功的,我们连续开过六次学术研讨会,而且每次影响都不少,我们还与香港世界华侨日报开设的大学士论坛撰写过西部开放与开发研究论文,每周发表一篇短文,共发表了五十二篇千字文,对影响和推动西部开发应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不必讳言,1989年“6.4”风波中,四川省社科院有部分员工上街游行,“6.4”之后社科院受到的压力很大,你作为院长首当其冲,当时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1989年,突然遇到了“6.4”风波,四川社科院暂时进入了“低谷”,为什么说是低谷呢?因为有政治压力,社科院有184个职工上街参与了游行集会,有6个人被公安机关关押审查。有人说“办社科院不如办幼儿园。”还有人说“ 四川社科院是成都指挥动乱的中心。“                 

当时我的压力很大,但是我非常理智,也非常冷静。我在金牛坝招待所参加省委的会议,省委秘书长悄悄对我说:“我们都很理解你,同情你,多数常委都是理解你的,你不要有压力哈。”吃晚饭后散步的路上,省委书记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谢世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刘,常委多数人还是相信你的嘛。”杨超请我到他家里去,他说:“我这张老面孔还是可以为你说话的。”我听了非常感动。

我在省委召开的小组会议上发言表明我的态度,我说:“社科院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上街说了几句过激的话,可以理解。在当时全国都处于那种环境和氛围下,如果社科院不上街,反而不正常,这是帮助和教育的问题,但是,社科院不是动乱的指挥中心,社科院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巨大的贡献,,社科院的领导班子在“6.4”风波中没有动摇。”我的这个指导思想寸步不让,当天晚上,省委宣传部许川部长,组织部长秦玉琴给我谈话,传达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高度评价了社科院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许川部长又找四川日报总编辑姚志能商量,在四川日报刊发一篇报道,高度肯定社科院的工作和成绩。

张: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极大地振奋了社会科学界,那一年你带领社科院一批人到宜宾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朱鎔基的重视,在全国影响很大反响很好。

刘:当时我提出“社科院要有作为才有地位,要有质量才有权威。”92年,蒲海请副省长给我打电话,说:“宜宾实行封闭式的改试点有争议,请你们来看一下,总结总结。“我带了9个同志去,做了7天的调查研究,最后写了一个8000字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宜宾的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意义我们认为不亚于当年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它拉开了城市改革的序幕。

我回来向省委做了报告。光明日报四川记者站的余长安把宜宾的所有制改革的情况写成“内参”,送到了国务院,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鎔基看了“内参”后,在上面打了三个问号。很快的,省委书记谢世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朱鎔基看了宜宾的所有制改革,在内参上打了三个问号。”我说:“没有错,现在对所有制改革的意见分歧很大,但是我们没错。”

后来朱鎔基派了9个人来四川宜宾调查,肯定了我们的意见。这一下全国都轰动了,前前后后全国有400多个县来四川宜宾取经,省委书记谢世杰很高兴,在大会上表扬了社科院。他说;社会科学院不仅出理论,而且出政策,出方案。

张:你对改革开放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刘:我曾经说过“改革开放带来了三个不可逆转”。那是1991年,美国白宫的高级顾问邀请我到美国访问,他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他是个中国问题专家,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是“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将会怎么发展变化?”

我说:“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怎么变化,现在说不清楚,但是有三个趋势不可逆转。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思想已经在亿万人民心中扎根,包括我在内,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第二,改革开放的趋势不可逆转,只有改革开放,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第三,亿万人民摆脱贫穷追求富裕的愿望不可逆转,要想把国家重新拖回到“一穷二白”“瓜菜代”的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他家里我们讨论了一天,最后他的结论是:“先生的一些观点,我是基本赞成的,你提出的‘三个不可逆转’概括得非常好,观念、思想一旦形成,而且扎根在亿万人民之中,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他对他的部下说:“你们要安排好接待好先生,他是中国最开明。最有影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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